「全能的上帝能創造一塊祂搬不動的石頭嗎？」

1987年，李天命用這個問題在宗教辯論中一劍封喉。邏輯的力量，讓對手啞口無言。

2015年香港大學副校長任命事件之際，這位思辨大師寫下打油詩攻擊大學生馮敬恩：「馮敬恩/無句真/大話精/說摘星/人無信/不可信/凡交往/必騙盡」，最後預言「將來還會有多少人放心聘用他」，試圖封殺一個學生的未來。

諷刺的是，作家馮睎乾揭露：這位畢生推廣批判思考的哲學家，自己卻深信扶乩和滿天神靈。

扶乩是中國民間信仰中一種古老的占卜與溝通神明的方式，主要通過兩到三人扶持一個丁字形木架，讓附有神靈的桃木筆在沙盤上畫出文字，藉此傳達神諭，問卜吉凶、求藥、預言或解答人生疑惑

當理論遇上實踐，李天命的「矛盾」也許給我們上了最深刻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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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場宗教辯論會上，李天命向加拿大學園傳道會的韓那拋出一個問題：「全能的上帝能創造一塊祂搬不動的石頭嗎？」

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成為香港哲學史上的經典一擊。能創造，代表上帝不是全能（因為搬不動）；不能創造，同樣代表上帝不是全能。這就是李天命式的語理分析——清晰、精準、一劍封喉。

這個在辯論台上運籌帷幄的哲學家，少年時代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問題學生。

從界限街的叛逆少年說起

1945年5月5日，李天命出生於日佔香港。5歲時，他已經開始思考哲學問題，但命運並沒有給這個早慧的孩子鋪設一條平坦的求學路。

九龍城長大的李天命，中學時期在界限街174號的孟氏圖書館翻閱了一本《哲學概論》，從此對哲學留下印象。但他的中學生涯卻充滿波折——在伯特利中學讀到中四，因為打架、逃學、考試作弊被退學。1962年插班德明中學，才勉強完成學業。

誰能想到，這個曾經被學校開除的問題少年，日後會成為香港最有號召力的哲學教師？

1968年，李天命從中大取得文學士學位，1970年獲哲學碩士，1975年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哲學博士。1975年回到母校任教，一教就是30年，直到2005年退休。

「門限為穿」的教學魅力

在李天命任教的年代，哲學系是出了名的冷門。即使早年有唐君毅、牟宗三、勞思光等重要教授和創建者，中大哲學系的學生人數依然少到「搵夠人組織一隊籃球隊都唔容易」，由於家長們根本不知道哲學系是什麼、出路也不明確，因而最不贊成子女讀這一科。

但李天命的課堂卻是個例外。他是中大最有號召力的教師，修他課的學生「門限為穿」——擠破門檻。這在當年的哲學系簡直是奇蹟。

他的魅力何在？除了邏輯清晰、思辨犀利，更重要的是他讓艱深的哲學變得有趣而實用。他不談玄虛的形而上學，而是教你如何識破日常生活中的語言陷阱、如何避開思考的盲點、如何用理性分析問題。

香港電台甚至為他開設網上廣播站，播放演講錄音，分為「方法基礎」、「人生論題」、「關於李天命」等部分，每週還會回答1-2條聽眾問題。

一本書改變香港思考方式

1991年，《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出版，立即成為暢銷書。這本書有多暢銷？坊間流傳一個說法：「可能係金庸武俠小說同聖經以外，香港曾經最暢銷嘅書籍。」總而言之，李天命和出版社都賺得極為滿意。

為什麼一本哲學書能如此暢銷？因為它不是學院派的艱深理論，而是一套實用的思考工具。李天命建構的「思方學」體系，包含了：

思方五環，亦即語理分析、謬誤剖析、邏輯技巧、科學法度、創意策略。這五個環節環環相扣，構成完整的思考方法論。

思考三式，釐清式（「X是什麼意思？」）、辨理式（「X有什麼根據？」）、開拓式（「關於X，還有什麼值得考慮的可能性？」）。李天命稱這三式為「思方的主帥」，是解決問題的先決條件。

三大語害，包括語意曖味、言辭空廢、概念滑轉。李天命用大量例子說明，許多爭論其實只是語言遊戲，一旦釐清概念，問題便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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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的黃金時代

李天命那一代，正是香港哲學系的黃金時代。在此之前，唐君毅創辦新亞書院，奠定儒學研究的基礎；牟宗三獨力翻譯康德三大批判，建立道德形上學體系；錢穆撰寫《國史大綱》，以史學為哲學立根。

在這些大師的光環下，李天命則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不是建構體大思精的哲學系統，而是推廣實用的思考方法。他讓哲學從象牙塔走入民間，從學院講堂走進書店暢銷榜。

李天命的影響力遠超課堂。港大哲學系副教授劉彥方，專研批判思考方法，創立「思方網」，出版批判思考教科書。劉彥方雖不是李天命的學生，但他坦承：「說到推廣思考方法，不能不多謝李天命的貢獻。」他的教科書及思方網的理論架構，不少地方以李天命論述為基礎。

這說明了什麼？李天命不只是一個哲學教師，他是香港批判思考教育的奠基者。在一個充斥著資訊卻缺乏思辨的年代，他教會了一整代香港人如何清晰地思考。

一個時代的記憶

2005年4月14日下午，李天命在崇基學院陳國本樓講授最後一課《哲學分析》「醒——中乘」，結束了30年的教學生涯。同年7月，他推出《哲道行者》一書。

到了2025年11月26日，李天命逝世，享年80歲，值得一提，因為親建制派政治立場的關係，李天命的晚年的影響力早已大不如前。

回顧他的一生，從界限街圖書館的叛逆少年，到中大最受歡迎的哲學教師，再到影響一整代香港人思考方式的思辨宗師，李天命走出了一條獨特的路，即使不少人認為他「晚節不保」，但大部份人都不會否定李天命及其作品，對於在香港普及和推廣思考方法的重大貢獻。

昔日香港 Takeaway：李天命的思方學

李天命讓香港人知道，哲學不是玄虛的空談，而是實用的工具，也讓香港人明白，清晰的思考是可以學習的，邏輯的力量是可以掌握的。

相信在這個資訊爆炸、真假難辨的年代，李天命留下的「思方學」體系，依然是香港人需要的清醒劑。當我們面對鋪天蓋地的資訊時，不妨問問自己三個問題：「X是什麼意思？」、「X有什麼根據？」、「關於X，還有什麼值得考慮的可能性？」

這就是李天命留給香港最珍貴的遺產，不是艱深的理論，而是一套終身受用的思考方法。

回顧香港歷史上嚴重火災 值得我們記住的災難檢討智慧

宏福苑大火的消息傳來，這場火災成為香港至少77年來最致命的火災。但這不是香港第一次經歷重大火災。

回顧過去，從1918年跑馬地馬場大火的超過600人死亡，到1962年元州街唐樓44死，再到1996年嘉利大廈41死，每一場火災都曾震撼社會。

然而，災難過後留下的不應只有傷痛和遺忘，更重要的是一套有效的檢討機制——如何找出真相、如何問責、如何防止悲劇重演。

在這方面，1996年嘉利大廈火災之後的調查，為香港留下了一個值得傳承的典範。

一場火災 四小組調查

對上一次五級大火，要數 1996年11月20日，旺角嘉利大廈發生大火，41人喪生，成為香港近代最嚴重的高樓火災。

火災發生後，香港並沒有草草收場。消防處與屋宇署迅速成立四個專責小組，從火災原因、大廈結構、逃生方式等不同角度展開調查。

但更關鍵的是，時任港督彭定康在災後不足一個月，於12月17日委任胡國興法官為獨立調查委員會主席，要求全面調查大火起因、檢討當局應變措施，並提出防止慘劇重演的建議。

這個調查委員會，由胡國興大法官一人做調查工作，再有4位職員支從其他部門抽調行政人員協助處理文件。看似簡約的架構，卻在翌年順利公布調查報告。

不迴避問題的勇氣

嘉利大廈調查報告的價值，在於它沒有迴避任何 inconvenient truth。報告指，電梯更換工程造成的危險環境是火災主因，同時點名批評中藝百貨擅自更改1至3樓的消防梯，作為貨倉及改裝大閘，使大火在低層得以持續並迅速蔓延。

報告也毫不客氣地指出嘉利大廈缺乏自動灑水系統及封閉式的防煙門，工人及住客在電梯工程期間防火意識不足。

更難得的是，報告沒有放過政府部門本身。委員會批評多個政府部門在應急方面協調不足，甚至直言「最先到達火場的消防主管領導無方」。這種對內對外都不留情面的檢討態度，正是災後調查最需要的誠實。

但報告不止於批評。它還提出了具體的改善建議，包括要求消防處遇到一級火警時，應派出高級消防隊長級人員出任現場主管，從制度上提升火警現場指揮的專業性。這些建議後來都逐步落實，成為香港消防應急機制改革的重要一步。

系統性問題需要系統性回應

嘉利大廈調查的另一個重要之處，是它沒有將問題局限於單一建築物。報告特別指出，不少同期落成的商業大廈都存在消防設施不足的問題。這種從個案看到系統性漏洞的視野，讓調查的意義超越了單一事件，促使整個城市反思建築安全標準。

回顧香港的火災歷史，幾乎每一場重大火災都揭示了不同年代的建築安全問題。

1918年跑馬地馬場大火，暴露的是早期公共場所木棚結構的脆弱和人群管理的失控。

1962年元州街唐樓大火，則是戰後唐樓設計缺陷的血淋淋教訓 —— 那座唐樓只有一道樓梯，樓梯又有大量雜物阻塞，當起火後樓梯立刻被烈焰封閉，居民無法逃生，部分人從樓宇跳下。

2008年旺角嘉禾大廈夾層夜店起火、2011年旺角花園街火勢從地面排檔向上蔓延至舊式唐樓、2016年牛頭角迷你倉持續燃燒超過108小時 —— 這些火災都在提醒我們，城市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會帶來新的消防挑戰。

工廈活化、夾層改建、舊區混合使用，每一種城市面貌的變化背後，都可能藏著新的風險。

昔日香港 Takeaway: 好方法 不應被時間沖淡

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價值，在於它的獨立性和專業性。一個不受部門利益牽制的調查，才能真正找出問題根源，不論問題出在哪裡。

胡國興法官當年的調查之所以能夠坦率地批評政府部門，正是因為這份獨立性。而調查的高效，只用一年就完成報告，則證明了專注和決心比龐大架構更重要。

災難之後，社會往往陷入兩種極端：要麼急於追究責任卻流於情緒，要麼匆匆善後便希望盡快翻篇。

真正有效的檢討，應該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既要有追究問責的力度，也要有冷靜分析的理性；既要快速回應社會關切，也要給予調查足夠的時間和空間。

嘉利大廈調查留下的經驗告訴我們，好的災後檢討，不是為了找代罪羔羊，而是為了找出真相；不是為了平息輿論，而是為了帶來真正改善。

她主持過《430穿梭機》、《閃電傳真機》、《至NET小人類》、《放學ICU》，是唯一主持過無綫所有兒童節目的主持人，被稱為「譚玉瑛姐姐」，是香港70後、80後、90後至千禧後世代的集體回憶。

2014年4月18日，譚玉瑛在《放學ICU》最後一集笑著說：「你哋唔駛掛住我！」但香港人還是掛住了她32年。

不是因為她有巨星般的受歡迎程度，而是因為她代表了一種已經消失的價值觀——在一個不被看好的崗位上，用「一take過」證明自己；在四次續約危機中，從不公開抱怨；在被「投閒置散」後，說「個時勢控制唔到就做好本份」。

譚玉瑛姐姐消失了，但她留下的，遠不止「430穿梭機」和「烏卒卒」。她留下的是一種態度：如何在不被重視的地方，活得有尊嚴。

第一課：你就係你

「根本諗都冇諗，做呢行就會明白，你就係你，同樣你做佢嘅嘢，你都未必有佢嘅成就,因為你唔係佢。」

這是譚玉瑛談到周星馳和梁朝偉時說的話。她與他們在《430穿梭機》合作，他們後來大紅大紫,她留在兒童節目32年。但她說：「見佢成就咁大，曾經做過同事都會開心，我自己都好好，從來唔需要羨慕人。」

這不是阿Q精神，而是一種清醒的自我認知。

在那個年代，兒童節目主持是「被委派」的工作，連燈光師和幕後都看不起。讀完藝員訓練班的人，一心想做戲，做幾年兒童節目就「自動提出想走」。監製要求主持不可以拍其他劇集，「咁又唔會多人識、又唔會賺到錢，又唔會提升到知名度」。

譚玉瑛選擇留下來，不是因為沒有選擇，而是因為她知道「你就係你」。她用「一take過，Roll機唔NG」證明實力，而不是抱怨環境。

今天的我們，有多少人還記得這種態度？在社交媒體上，人人都在展示自己的成就，對比別人的光鮮。我們忘記了，成功有很多種定義，而最重要的是，做好你自己那一份。

第二課：理性勝過感性

「作為女性，感性上係想做媽媽，但我嘅理性往往強過我嘅感性，於是我衡量過自己做人方針，我就覺得冇小朋友係對我好。」

這是譚玉瑛談生育時說的話。一個長期主持兒童節目的人，坦白說「我唔憎，但冇特別鍾意小朋友」，這在今天可能會被網民炮轟。但她沒有因為職業形象而違背自己的選擇。

她說：「覺得人生好負面，要好努力先會好啲啲，搞好自己已經好費力，要整啲嘢出嚟擔心一生咁，我好享受而家咁樣。」

這種理性，也體現在她對工作的態度上。她喜歡做戲，但不喜歡做戲的配套——捱夜、半夜上班、冷了不能穿衣服、肚餓不能吃東西。「我覺得冷是要穿衣服，肚餓是要吃東西，急是要上廁所，但做戲劇是不行的，那個年代是樣樣都不行。」

她坦白說：「我其實都不是很喜歡經常上班的人。」但她還是做了32年，因為她知道如何在限制中找到平衡。

譚玉瑛教會我們的是：誠實面對自己的感受，但不被感受綁架。你可以不喜歡某些事，但仍然可以做好它。你可以感性上想要某些東西，但理性上選擇放棄。

第三課：沒有怨言的尊嚴

2014年，無綫以「年輕化」為由，建議譚玉瑛轉為幕後顧問。網民不滿，蓋世寶每次提起都激動爆喊：「冇事嘛，早走過我？我有少少接受唔到。」

但譚玉瑛自己呢？她笑笑口說：「你哋唔駛掛住我！」

離開兒童節目後，她被安排做《東張西望》記者，後來《東張》大換血，她又被踢出，被「投閒置散」。這時有人邀請她參與毛記電視的《堅．真情》MV拍攝——那是一個惡搞無綫的節目，而她當時仍與無綫有合約。

記者問她是否「力撐惡搞無綫的毛記」，她笑著說：「我意識佢係年輕人心中有啲不滿想表達，我支持一啲年輕人。我又唔覺得好大件事，唔使睇得咁凝重。」

對於公司的安排，她說：「個時勢自己控制唔到嗰陣就做好自己本份，成日諗啲唔好嘅嘢，對自己都冇乜好處，惟有積極啲努力工作。」

這不是逆來順受，而是一種尊嚴的保全。她沒有公開抱怨、沒有爭取同情、沒有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她只是繼續做好自己的工作。

今天的職場文化，鼓勵我們「發聲」、「爭取權益」。但譚玉瑛提醒我們，有時候沉默和繼續前行，也是一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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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接受限制 愛自己

2025年2月，62歲的譚玉瑛跑樓梯時跌倒，左膝髕骨粉碎性骨折。醫生說要馬上做手術，她說：「我不可以做手術，星期六我要做一個兒童劇，跟小朋友排了兩個月，我不可以不做，如果我不做會令很多小朋友失望。」

她服用超過一百粒止痛藥，坐在輪椅上完成了四場音樂劇。

這是敬業，但也是她後來反思的起點。「我以為很愛自己，原來不懂得愛自己。不懂的意思是自己不要這麼魯莽，不要見到別人跑又跟着跑，我覺得有些東西是自己弱的，你就不要挑戰了。」

她說：「我以往經常以為愛自己，就是吃好一點、睡好一點，或者是練好自己的身體，但練身體都要有一個過程，要循序漸進，量力而為。」

這是一個62歲女人的領悟，但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的提醒。我們活在一個鼓勵「突破極限」、「挑戰自我」的時代，卻忘記了，接受限制也是愛自己的一種方式。

譚玉瑛說：「終有一天，我不想再走那麼多樓梯，我就可能要搬去有搭電梯的地方。」但她補充：「不過我不會搬出來市區，因為我實在太喜歡我現在住的地方。」

她學會了在堅持與妥協之間找到平衡。這或許是她32年兒童節目生涯教會她的——如何在一個不完美的環境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昔日香港 Takeaway：譚玉瑛的哲學

2014年之後，譚玉瑛轉型主持《阿爺廚房》，意外登上事業另一高峰。2025年，她約滿無綫，轉去新城知訊台主持《QK玉瑛室》，坦言「不用化妝開工，簡直是我杯茶」。

她沒有消失，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存在。但對於70後、80後、90後來說，譚玉瑛姐姐已經是一個時代的符號。她代表的不只是《430穿梭機》和「烏卒卒」，更是一種已經稀缺的價值觀：

在不被看好的地方，用實力證明自己。
在不如意的時候，不抱怨、做好本份。
在成功與失敗之間，不羨慕、不比較。
在堅持與放棄之間，理性選擇、誠實面對。

多年以來，她教曉大家一種態度，如何在限制中活得有尊嚴，如何在平凡中做到不平凡。她用 32 年時間證明，真正的成功不是成為周星馳或梁朝偉，而是成為最好的自己。

2007年9月30日晚上，中環皇后大道中31號，一群人排著隊跟「Queen’s Theatre」的招牌合照，鎂光燈閃個不停。這天是皇后戲院最後一天營業。

戲票收藏家張先生一口氣買了8張戲票，「兒時就跟父母來皇后看戲，一直至拍拖、結婚。皇后冇咗，其他戲院嘅感覺唔同，始終係童年回憶。」

中環皇后戲院的最後一夜，觀眾欣賞李安的《色，戒》。接近午夜12時，戲院大門穩穩關上。時年82歲的皇后戲院，終於落幕了。

從影畫戲院到皇后

皇后戲院的故事，要從1907年說起。那年12月5日，中環皇后大道中31號，第一家由香港華人開設的電影院「香港影畫戲院」開幕，業主是李璋和李琪。在此之前，香港只有臨時放映場地，沒有固定的電影院。

1897年，來自法國的Professor Maurice Charvet 帶同電影放映機抵港，在香港大會堂舉行放映，正式把電影帶入香港。但直到1907年，香港才有了真正的電影院。

戲院早年專演話劇，主要觀眾是外籍人士，所上演的「影畫戲」差不多全是英語西方電影，既沒有粵語配音，也沒有中文字幕，華人觀眾寥寥可數，生意慘淡。

1924年，轉捩點來了。戲院改名「皇后戲院」，英文名稱Queen’s Theatre，為紀念大英帝國輝煌年代的維多利亞女皇（1837-1901）。後來，很多人以為「皇后」是指伊利莎白二世，其實是誤解。根據老顧客轉述，他小時候在戲院大堂正中，就看見掛著維多利亞女皇的全身坐像。

「企喺皇后戲院，睇晒全港靚女」

1924年5月1日，更名後的皇后戲院正式開幕。院方請來港督和立法局議員羅旭和出席開幕典禮，並聘請樂隊在場奏樂。

當時戲院設有堂座和樓座，座位共1,200個。票價分四種：最貴的六位廂房晚場票價高達十二元；最便宜的二等位只需三毫，那是足足四十倍的差距。

歷史博物館名譽顧問鄭寶鴻曾說：「當年有個講法，就係只要企喺皇后戲院，就睇晒全港靚女。」箇中原因，觀眾非富則貴，個個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生怕失禮。皇后戲院，是中環的社交場所，是上流社會的娛樂殿堂。

荷里活黃金時代

為配合開幕，皇后戲院出版了《影戲週刊》。從週刊可以看到，戲院開幕時期以放映荷里活影片為主，也有歐洲電影和國片。選映的電影主要是二十年代最新作品，包括法國電影和荷里活大片。

影片類型豐富：劇情片、浪漫愛情、喜劇、西部片，還有動作、冒險、驚悚片。週刊也介紹荷里活明星，包括曾參演《一個國家的誕生》的Mae Marsh、以及 Charlie Chaplin 等一線明星。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期《影戲週刊》介紹了中國導演但杜宇的國產電影《古井重波記》（1923），這是首齣在皇后戲院上映的國產電影。但杜宇與妻子殷明珠有兩個女兒，長女但慶蘋是影星馮應湘的繼室，幼女但茱迪更加大名鼎鼎，她是1952年度香港小姐競選冠軍及1952年環球小姐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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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默片到有聲的演進

皇后戲院見證了電影技術的重大演變。1925年，戲院廢除默片時代的解畫員（邊看電影邊即興用口語為觀眾解說）。1926年，為配合意大利片《故宮春夢》上映，首次在片中加製中文字幕，這是劃時代的一步。同年，戲院首次播放雙色電影。1929年，開始放映有聲電影。1935年，終於放映三色特藝技術的全彩色電影。

1931年，陸海通創辦人陳任國以110萬元購入皇后大道中31號大廈，包括皇后戲院在內。110萬在那個年代是天文數字，相當於今天數十億元的購買力。從此，皇后戲院成為陸海通家族的資產。

到了 1938年10月28日，迪士尼的《雪姑七友》（白雪公主）在皇后戲院香港首映。電影來自原版美國拷貝，但只有英語對白。宣傳單張全用英語，很明顯為外籍顧客度身訂造。據老顧客轉述，當年在戲院大堂正中掛著維多利亞女皇的全身坐像，而小朋友們就在這位女皇的「注視」下，欣賞白雪公主的故事。

張活海的洋服店

1958年，皇后戲院拆卸重建。1961年7月21日，一座13層高的新建築落成，由建築師朱彬設計，周錫年爵士主持剪綵。這就是第一代陸海通大廈。

新大廈的布局很特別：第一層是戲院，第二、三層是戲院大堂，上層是辦公樓。陸海通大廈是早期的玻璃幕牆建築物。新的皇后戲院由原來1,200座位變成902座位。

戲院商場的第一個租客，是已故影星張國榮的父親張活海，一位著名的洋服師傅。中環核心地段的商場，頂級戲院，洋服店，這個組合完美地象徵了當年香港的摩登生活。

重建後的皇后戲院，首輪放映的電影是《蘇絲黃的世界》。這部電影講述灣仔妓女蘇絲黃與老外的愛情故事，轟動一時，女主角由香港首位荷里活影星關南施主演。

從龍頭到䄂珍

那個年代，皇后戲院是「龍頭戲院」。大型西片必須先由皇后「過目」，首輪放映後才能「御准」上其他戲院。從《蘇絲黃的世界》到林黛，再從張曼玉到湯唯，一代又一代的銀幕美人，都曾在皇后「御前演出」。

然而，去到90年代初，皇后戲院翻新，但座位已減至350個，從1961年的902個，再減少了超過一半。小小售票處瑟縮大廈一角，保留的只有Queen’s Theatre老招牌，及人手「畫飛」。

2006年10月，陸海通修改地皮契約，補超過1.38億元地價後，大廈包括皇后戲院於2008年年底拆卸。

2007年9月，皇后戲院上映最後一部電影：李安的《色，戒》。一位特別客人羅先生，20年前獲友人所送的電影贈券，當天早上知道皇后結業，特意來換領入場，雖然贈券仍然有效，卻因為滿座而向隅。

放映機的歸宿

皇后留下了一件寶物：那部1,500磅重的放映機。這部古老的美國製35毫米碳弧燈放映機，高1.9米、闊0.7米、長1.65米，自60年代使用至結業當天，相信是本港現存該類型的最完整一部。

2008年3月，香港電影資料館展出這部機器，以「皇后憶舊」為題。

館長林覺聲表示，搬運過程相當複雜，需將機器拆成4組，更需拍攝照片及錄影，以確定拆件後裝嵌無誤。節目策劃傅慧儀以「寶貝」來形容放映機：「已經好少戲院會用呢類放映機，呢部機仲可以用得，非常有歷史價值。」

昔日香港 Takeaway：最後的致敬

2011年，陸海通大廈（第二代）落成。13層變成27層，商場變成寫字樓，皇后戲院永遠消失了。今天，在戲院里豎立了一片紀念碑，記載皇后戲院的事蹟。這是香港對這座見證了電影黃金時代的戲院，最後的致敬。

從1907年的香港影畫戲院，到1924年的皇后戲院，再到2007年的結業，這座戲院見證了香港電影放映史的百年變遷。它是香港第一家由華人開設的固定電影院，是中環的社交場所，是上流社會的娛樂殿堂，也是普通市民的童年回憶。

從默片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從荷里活巨星到華語影后，皇后戲院用82年時間，為香港人放映了無數夢想。如今，Queen’s Theatre的招牌不在了，張活海的洋服店不在了，真皮座椅也不在了，但那些關於光影的記憶，永遠留在香港人心中。

1986年第五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非法移民》獲提名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及最佳編劇三大獎項，導演張婉婷和編劇羅啟銳身邊坐著一個自美遠道而來的朋友。當張婉婷以黑馬姿態奪取最佳導演，三個人興奮得相擁共舞。

場內沒有一個人認識這位陌生男子。想不到年多以後，這個人變得家傳戶曉，只不過大眾所知的他，是「船頭尺」。現實生活中，他叫「皺皮檸」。

租帶店裡的移民故事

張婉婷後來說，皺皮檸是她所認識的朋友之中最有趣的一個人。當時她在美國兼職租帶店樓面經理，手握租帶生殺大權。客人要第一時間觀賞空運而來的《大地恩情》或《大內群英》，得先通過經理的問話。張婉婷想聽他們的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皺皮檸。

這個非法移民捱過文革，餓得要鋸豬皮、喝豬血維生。決心偷渡後，他抱著西瓜練游水，從內地游到香港，再跳船到美國。皺皮檸樂天知命，搞不清英文發音，自創了「茶煲」來說trouble，用「yellow cow」來指黃牛黨，玩字玩諧音，逗得張婉婷樂透了。

《非法移民》初嘗甜頭後，張婉婷與羅啟銳決定炮製移民次部曲，以皺皮檸為中心人物。兩人想像，這樣其貌不揚的中年漢，愛上年輕漂亮的女大學生，會擦出怎樣的火花。張婉婷將自身的留學經驗刻劃女主角面貌，戲中十三妹不懂煮飯這一節，正是她的真實寫照。

劇本的創作邏輯很清晰：女大學生失戀，在香港可以向家人朋友傾訴，但在美國人地生疏，看見黑頭髮、黃皮膚就格外親切。只有在這個語境下，皺皮檸與十三妹的愛情故事才得以成立。這是一個關於異鄉、關於孤獨、關於香港人在海外相濡以沫的故事。

全行拒絕的劇本

然而滿腔熱誠四出推銷，反應卻出奇冷淡。有老闆認為唐人街爛鬼與香港女大學生的愛情故事沒有噱頭，建議加入黑幫仇殺式動作片元素，或者索性將舞台搬回香港廟街，一來省成本，二來更加貼地。

張婉婷堅決不從。她認為故事必須發生在美國，因為只有在那個語境下，皺皮檸與十三妹的關係才合理。她也堅持男主角必須是周潤發，認為圈中只有他一個能演滿口髒言的爛鬼，卻同時散發浪漫的感覺。

嘉禾是稍感興趣的一間公司，主腦何冠昌相信劇本可行，卻不同意男主角人選。彼時周潤發仍是票房毒藥。張婉婷再次堅拒讓步，牙齒當金使，寧願放棄與嘉禾合作。

劇本在香港、九龍、新界巡迴一圈，眼看就要被德寶拒諸門外而徹底絕後。張婉婷與羅啟銳已經瀕臨山窮水盡。

麗晶酒店的轉折

這時羅啟銳的港大師兄陳冠中拋出了錦囊。他建議最後試試德寶當家岑建勳，因為這個人有點另類，也許會喜歡這個乏人問津的劇本。但岑建勳貴人事忙，不容易約得上。

陳冠中通風報訊後，羅啟銳趕到尖沙咀麗晶酒店，假裝偶遇正在喝咖啡的岑建勳，不經意放下劇本，簡單交代兩句便匆匆離開。在那個沒有手機與傳呼機的年代，羅啟銳獨個兒忐忑地乘巴士回清水灣的家，約45分鐘的車程裡不知道會有什麼結果。

如同神蹟般，當他一踏入家門，岑建勳的電話就追蹤而至，帶來了難以置信的大逆轉——明天上公司簽約，商討選角與拍攝計劃。原來岑建勳不過看了十幾場戲，已經被劇情、人物、性格吸引，第一時間出手，是怕這個項目會落在其他公司手上。他完全不知道這個劇本早已被全行拒絕。

那是1986年7月中，雙方一拍即合。為配合電影主題與氣氛，羅啟銳希望趕及秋色初現的9月開鏡。由於外景集中在美國拍攝，為節省成本，岑建勳想起手上還有一份周潤發的片約，價錢不高，本想用在楊紫瓊擔正的《中華戰士》，但《秋天的童話》突然殺出後，他覺得發哥演船頭尺更關鍵，於是改由爾冬陞頂替《中華戰士》的角色。這正好與張婉婷和羅啟銳的本意不謀而合。

一夜之間的命運轉變

老闆開綠燈後，羅啟銳與張婉婷正式找周潤發談故事、傾角色。一切順利，談妥片酬約三、四十萬，跟飾演十三妹的鍾楚紅相若。羅啟銳感覺發哥似乎為了自抬身價而口震震，畢竟他仍未撇甩票房毒藥這個惡名。

然而一夜之間，形勢翻天覆地。

那一夜，三人談了好幾個鐘達成口頭協議，大概十一點左右。周潤發說他有齣新片要上首輪午夜場，提議一起捧場。到了戲院，全院爆滿，堂堂男主角也沒人願意讓位，三人齊齊坐在樓梯口。但羅啟銳與張婉婷感受到全場熱血沸騰，愈近結尾反應愈大。燈一亮起，觀眾驚覺發哥置身現場，如著魔般蜂湧包圍，場面一發不可收拾。

這齣將毒藥扭轉成靈丹的好戲，就是《英雄本色》。

起初兩人非常慶幸能在最後關頭趁低吸納。但《英雄本色》一出，周潤發從前簽下的十幾部片約相繼湧現，甚至連黑幫都殺入戰團。據聞真有人用槍指住Mark哥，不讓他飛往美國替《秋天的童話》埋位。臨上機前，張婉婷仍然忐忑不安，忍不住打電話確認周潤發是否真的會來。

德寶的「另類」理念

岑建勳主政時期的德寶會開拍冷門題材，這些富前瞻性的另類電影被稱為「C片」——不完全掛勾商業，突顯香港本位，帶出本土意識。《秋天的童話》正是這種另類的代表作：沒有黑幫、沒有武打、沒有奇觀，只有兩個香港人在紐約唐人街的相遇。

陳冠中在這個故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他既是《號外》的老闆，亦有參與德寶電影的策劃編劇。他引薦羅啟銳給岑建勳，因為知道岑建勳有點另類，會欣賞這種劇本。這是文化圈的互相扶持，也是煞有介事精神的延續——相信好的故事值得被拍出來，相信香港觀眾會欣賞。

岑建勳找陳冠中加入德寶，從此《號外》的美學就被帶進電影製作。當時香港電影產業處於良性競爭狀態，德寶的出現，正是在嘉禾和新藝城雄據影壇之際，打開了一條別樣的路，一條與商業不完全掛勾的另類路線。

最後的浪漫時刻

《秋天的童話》上映時，正值德寶的黃金時期。1987年，德寶與嘉禾、新藝城並列香港三大電影公司，岑建勳在麗晶酒店牛氣沖天。但好景不長。同年9月，潘廸生宣佈退出德寶董事局，12月，岑建勳辭去德寶職務。取而代之的冼杞然更注重商業考量，德寶開始走向更為商業化的路線。

岑建勳主政時期支持的文藝和非主流題材電影，在後期逐漸減少。雖然冼杞然時期仍有技術創新，在多部電影中引入現場收音技術，製作了首部採用杜比聲效的香港電影《一咬OK》，但創作上的另類空間已經收窄。德寶曾經能最大程度地將商業領域和創意空間兩極擺盪而不至於一面倒，這種平衡在岑建勳離開後逐漸失去。

回望《秋天的童話》，它幾乎是德寶另類精神的最後絕唱。一個全行拒絕的劇本，一個票房毒藥的男主角,一個堅持不妥協的女導演，一個有點另類的老闆，再加上命運般的timing——簽約當晚《英雄本色》爆紅。這些元素湊在一起，成就了一部經典。

但這種浪漫已經很難複製。當岑建勳離開德寶後，這種看十幾場戲就敢簽約的魄力，這種相信另類有市場的信念，也隨之消失。1991年，德寶因四大龍頭戲院面臨拆卸而不再續租院線。由於潘廸生不再注資，德寶在攝製《三人做世界》和《黑貓II刺殺葉爾欽》後於1992年正式結業。

昔日香港 takeaway：未來還有《秋天的童話》？

《秋天的童話》能夠成功，建基於幾個關鍵條件：開放的文化環境、經濟起飛帶來的中產消費力、本土身份認同的形成、創作者的自主空間，以及最重要的——相信另類有市場。

陳冠中願意從《號外》跨界到電影，因為相信文化人可以改變產業。岑建勳敢簽全行拒絕的《秋天的童話》，因為相信香港觀眾會欣賞這種都市愛情故事。張婉婷敢堅持不加黑幫元素、不拍廟街故事，因為相信創作理念值得堅持。

德寶在嘉禾和新藝城雄據影壇時，曾經能將商業與創意兩極擺盪而不一面倒。但這種平衡本身就極其脆弱，需要特定的人、特定的時機、特定的市場環境。

皺皮檸變成船頭尺的奇蹟，未來恐怕不會再發生。不是因為缺少好故事，而是因為缺少相信創作的土壤。諷刺的是，今天香港再次出現移民潮，又一波香港人準備或已經離開。這一次在異鄉也許仍有許多真實的浪漫故事，只是沒有導演等著拍成電影罷了。

20世紀初的堅道，是香港買辦階層的黃金地段。這些白手興家的商人，憑藉精明的商業頭腦和對中西文化的熟稔，在殖民地時代累積了驚人財富。他們選擇在半山堅道建造豪宅，既能俯瞰維多利亞港的繁華，又能遠離下環的喧囂，這裡成為他們彰顯社會地位的最佳舞台。

何福府第：家族興衰的縮影

位於堅道10號的何福府第，是這段歷史最生動的註腳。何福（1863-1926）是何東的二弟、何鴻燊的祖父，一位著名的洋行買辦和慈善家。他從無到有，建立起龐大的商業帝國，育有7子6女，長子世榮在何東未有子時已過繼給他。

何福生前樂善好施，深得民望。1926年8月29日，他因身患癌症在手術中與世長辭，臨終前囑託兄長何東代為照料家庭事務。喪禮當天，「眾多社會基層人士前往悼念」，「悼念的社會賢達名字充滿整個英文報章一版篇幅」，足見其社會聲望之隆。

然而，家族的榮光並未延續太久。何福三子世耀、世光、世亮偶然獲得股市內幕消息，一起參與投資，結果造成鉅額損失而破產。1933年元旦，已精神失常的世耀病歿；同年12月21日，世亮吞槍自盡；1934年，世光（何鴻燊的父親）遠走他方。從「甚得民望」到家族破產悲劇，不過短短數年，買辦階層在經濟危機中的脆弱暴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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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6日，一座7層高的建築落成開幕，命名為六國飯店。樓高7層，層數與對岸尖沙咀的半島酒店相同，成為當時全香港第二高、港島最高的建築物。更重要的是，這是香港第一間設有中菜廳的酒店，也是灣仔首幢設有升降機的建築物。

房租每晚1元，兩年後加至2元。聽起來很便宜？其實超貴！因為當時打工仔一個月人工才2、3元。換算到今天，相當於幾萬元一晚的水平。

酒店菜單上的燕窩魚翅也是1元一碗。1938年，六國酒席每席25元，23年後的1961年已暴升8倍至每席208元。到了70年代，這裡更開設了「甘露夜總會」，是當年的銷金窟。

酒店總經理李國儀後來回憶說：「上世紀30年代，當年人均每月收入約1元，菜單魚翅賣價1蚊，相對於現在來講係超貴。」

近百年前購地興建

六國酒店是來自陸海通家族的產業，由創辦人陳任國及長子陳符祥於1930年購地興建，1933年開幕時是港島最高建築物，白手興家事跡橫跨近百年。然而，這座酒店經歷了日治時期被炸、戰後重建、1980年代拆卸重建等波折，見證了香港從漁港到國際都會的變遷。

1930年，陸海通創辦人陳任國及其子陳符祥在灣仔填海區購入地皮。當時的灣仔還在填海，對出仍然是大海，要用欄杆圍住。陳任國相信，填海完成後，這裡會成為黃金地段。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內地北方商家紛紛逃難來港，六國飯店的入住率急升。但好景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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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劫難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六國飯店被日軍徵用，改名「千歲館」，作為日本高級官員俱樂部。

戰爭期間，盟軍戰機在高空以地毯式轟炸。其中一枚炮彈炸中六國飯店左上角，建築物被炸掉一角。今天如果你看到六國飯店的舊照片，會發現左上角有一個缺口，那就是戰火留下的傷痕。

1945年8月15日，香港重光。但六國飯店並沒有立刻恢復營業，而是被英軍徵用，成為駐港海軍大本營。英美水兵在酒店內跟吧女暢飲共舞，紙醉金迷。

直到1946年，六國飯店才交回陳家經營。陳任國已於1936年去世，第二代掌舵人陳符祥面對的，是一座破敗的建築。但他沒有放棄，修復建築，重新開業。

《蘇絲黃的世界》誕生地

1948年，一個英國作家來到六國飯店，住了四個月。他叫李察·美臣（Richard Mason）。

當年的灣仔酒吧林立，他體驗了吧女生活，寫下了著名小說《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小說於1957年出版，講述灣仔妓女蘇絲黃與老外Robert Lomax的複雜情緣，後來更拍成電影，紅遍全球，女主角由香港首位荷李活影星關南施主演。

電影中的「南國酒店」，靈感正是來自六國飯店。雖然電影在中環搭景拍攝，但六國飯店的傳奇，已經寫進了香港的文化史。

關南施2010年回港宣傳新作時表示，當年與國際紅星威廉荷頓（William Holden）同遊天星碼頭、香港仔避風塘、灣仔六國酒店，拍攝《蘇絲黃的世界》。她說：「香港比女人更善變。」

1950年代的黃金時代

戰後的六國飯店迎來黃金時代。1951年左右，陸海通主席陳伯奇赴美學習室內設計，畢業後回港與兄長陳伯宏將飯店重新規劃及裝修。

重新裝修後，六國開設了「仙掌夜總會」，1971年改名「甘露夜總會」。那個年代，這裡是香港最熱鬧的地方之一，英美水兵在酒店內跟吧女暢飲共舞。

六國飯店的菜式也很有名。大良野雞卷是30至40年代的大熱菜式，用肥豬肉包洋火腿經慢火炸。入行半世紀的酒店中菜行政總廚馬榮德解釋：「成條卷冇雞肉，當年雞好矜貴，所以叫野雞卷。」

80年代才有的鬼馬炒牛肉則是粵菜變奏始祖。「『鬼』係油炸鬼，『馬』是馬蹄，好創新。」

六國飯店的地址也很有趣。最初叫「告羅士打道」，後來改成「高士打道」，最後變成今天的「告士打道」。一個地址的三次改名，見證了香港的歷史變遷。

1982年：匯點的誕生

1982年某天，幾個知識青年在六國酒店內的餐廳吃飯。他們是Q仔黎則奮、呂大樂、王卓祺，還有早仙遊的曾澍基等。他們都是不同年代的港大人，不是做過《學苑》就是搞過學生會，共通點是同樣關心社會時事。

那天他們談論麥當雄執導的電影《靚妹仔》。這部電影在1982年4月21日上映，講述數名未成年少女離家出走、墮入風塵的故事，寫實地反映了當時香港的青年問題，對社會造成相當震撼。

然而在當時的香港知識分子界，《靚妹仔》卻牽起了一場力撐與狠批的論爭。「理論派」讚揚電影批判了社會上的道德主義，「行動派」如教協會長司徒華則直斥電影教壞細路。

在六國飯店吃飯的一行人談到這件事，有感理論派有理論派撐，行動派有行動派插，兩個陣營無甚交流。可不可以製造一個機會，讓眾人可以聚首一堂，交流意見？

於是在1982年7月4日，題為「青少年問題所在及解決方法」的研討會在界限街天主教大專聯會會所舉行。這個論壇的名字，就是匯點（Meeting Point）——理論派與行動派的交匯點。

誰也沒想到，六國飯店見證的不只是電影史，還有香港的政治史。

昔日香港 Takeaway：六國酒店的遺產

從1933到2025，六國走過了90多年。經歷日軍轟炸、戰後重建、1986年拆卸重建，這間酒店始終沒有消失。

「穩健」是六國能活90年的秘密。不追逐短期利潤，不盲目擴張，只專注做好一件事——服務好每一個客人。陸海通家族從不上市、不借貸、只買不賣的策略，讓他們能夠在危機時期穩如泰山。

雖然經歷了戰火洗禮、時代變遷，但無可否認酒店的確為了生存而不斷適應。從1元一晚的房租到今天的2300元，從7層高的港島第一高樓到今天的13層現代酒店，六國一直在變，但不變的是「穩健」二字。

六國酒店的故事令我們反思，即使在急速變化的香港，堅持長期主義依然有效。與此同時，其生存故事也值得我們加以思考，是否過度追求短期利潤和快速擴張，反而會賠上企業的長遠發展？

馮淬帆，一位廣東出生、後來定居台灣的香港喜劇演員，他於1980年代憑《福星高照》、《最佳損友》等港產笑片走紅，活躍於香港電影黃金年代，後來移居台灣並入籍中華民國，在台定居長達39年。

2025年10月31日深夜，81歲的馮淬帆在台灣林口因病離世。新北市議員蔡淑君在社群平台發文悼念：「他總是那麼有味道的一個人，說話有戲，笑裡有故事。」

廣東仔闖香港

馮淬帆出生於廣東，雖然在香港影壇打滾多年，卻從來不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在香港住過一段時間，我對香港一點感情都沒有」，他曾在2016年的高雄電影節上直言，「香港我從唸書的時候就很不喜歡，因為香港是殖民地，我的民族性很高」。

這位「民族性很高」的演員，在1980年代的香港電影黃金年代，卻成為了最受歡迎的喜劇演員之一。《福星高照》、《最佳損友》、《富貴逼人》等港產笑片，幾乎部部賣座，而他那句「金山橙你粒提子」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香港傳媒稱他為「幽默笑匠」，觀眾愛看他演戲，因為他總能在鏡頭前帶來歡笑。

不喜歡喜劇的喜劇演員

但很少人知道，這位「幽默祖師」其實根本不喜歡喜劇。

「我根本不喜歡喜劇」，馮淬帆曾向傳媒透露，「當年只不過是為了五斗米折腰，都是為了賺錢才會接演笑片」。這句話道出了一個矛盾的人生：帶給無數人歡笑的演員,自己卻從不覺得喜劇有什麼好笑。

香港影評人曾評價他「說話有戲、笑裡有故事」，但也有人記得他「以前很惡的」。汪明荃曾回憶，有次在餐廳見到一個洋人小朋友玩砂糖，馮淬帆當場大聲責罵那個孩子。痛恨殖民地、痛恨洋人，這位「民族性很高」的演員，性格中有著不容妥協的原則。

然而同一個人，也可以很慈祥。有朋友拍過他抱著小孩的照片，汪明荃看到後說:「你看他抱着小兒子的模樣多慈祥。」矛盾、複雜，或許正是他的本色。

1986：選擇台灣

1986年，馮淬帆正式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從此在台灣定居。這個選擇對他來說，是政治信仰的實踐。

「出國離開，第二天就會開始想念台灣」，他曾這樣表達對台灣的感情，「在全亞洲來講，我真的敢誇口，台灣是最好的」。他喜歡台灣的人情味、人文氣息，「彼此相互尊重有禮貌」。這些特質，在他眼中遠勝香港。

獨居台灣39年，馮淬帆長年租屋住在林口。鄰居表示經常能在街上巧遇這位大明星，他待人親切隨和，經常微笑與人打招呼。但這位曾經在香港影壇呼風喚雨的演員，在台灣過著孤獨的晚年——到最後依然單身，從未結婚。

後來，他甚至因為不滿馬英九政府「傾向本土意識」，從國民黨轉投三民主義的原教旨派系新黨。連馬英九都不夠「純正」，可見他的政治堅持有多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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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Liza唔認？」

馮淬帆終身未婚，但他有過初戀。那個人是汪明荃。

年輕時的馮淬帆是TVB當家小生，汪明荃剛入行。七年前，他在接受《壹週刊》專訪時直認不諱地承認兩人曾經拍拖，還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Liza當時冇咁『左』嘛」——意思就是，當時汪明荃的政治立場還沒那麼「左」。

但汪明荃卻否認了這段感情。她後來接受訪問時澄清：「不是就說不是，是就說是。那時我是與鄒世孝拍拖。」有人懷疑馮淬帆是否「撬牆腳」，他自己則辯解「唔係有心撬牆腳」。

有人說，汪明荃不願承認,是因為「男右女左」的政治對立。馮淬帆是國民黨、新黨支持者，汪明荃後來做了人大政協。一段青春愛情，最終被政治信仰撕裂。也有人說，汪明荃當時剛與羅家英新婚，「怎好意思承認多出個舊情人?」

無論真相如何，「點解唔認」成了馮淬帆一生的心結。原則性極強、難以釋懷的他，選擇了孤獨。獨居台灣39年，到最後依然單身，從初戀到81歲，從未結婚。

最後的日子

2025年5月，馮淬帆因身體不適住院，一度觀察兩個月。5月30日出院時，他在社群平台發文:「住院整兩個月又三天，一切感覺都已麻木！昨天終於出院了，但不算完全康復，因血氧濃度不足，這段時間還要靠製氧機生活。」

照片中的他明顯消瘦，臉色憔悴，鼻上插著鼻胃管。但他依然保持樂觀，祝福大家「中秋節快樂」，表示會積極配合治療。

面對身體的衰敗，他流露出少見的無奈：「畢竟年紀到了，由不得你，只好認了。」這位一生堅持原則、從不妥協的演員，終於在生命面前低頭。

10月31日深夜，馮淬帆在林口離世。議員蔡淑君在悼念文中寫道:「他最愛蔣公，偏偏選在這一天（蔣公誕辰）離開。我總覺得這樣的安排，像他會做的事～有點頑皮，有點深情，又很『馮淬帆』。」

昔日香港 Takeaway：時代的絕響

馮淬帆離世之後，演藝圈與影迷紛紛哀悼。不少人在網上分享《最佳損友》《五褔星》的電影片段，緬懷那個港產笑片的黃金年代。

諷刺的是，有份創造這些歡笑的主角，自己卻「根本不喜歡喜劇」，只是「為了五斗米折腰」。他帶給一代人歡笑，自己卻孤獨終老。他堅持政治信仰，選擇了台灣，卻也因此失去了香港、失去了更多可能性。

有人說他太過執著、太過原則，但也正是這種不妥協的性格，讓他成為了馮淬帆。他一生痛恨殖民地、痛恨洋人、連馬英九都嫌不夠「純正」，這樣的馮淬帆，活得很「硬」，某程度上來看，也很孤獨。

自從1980年代港片黃金年代之後，很多事情都已經今非昔比。香港電影不再輝煌，那些曾經在大銀幕上帶給我們歡笑的演員，也一個個離去。也許，大家懷念的根本不僅是馮淬帆或「收縮水」的那一幕，而是那個曾經孕育了港產笑片、積累了集體回憶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而已。

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返，而馮淬帆，也隨著時代一起成了絕響。

1939年，因中日戰爭爆發，張愛玲無法赴英國倫敦大學就讀，改入香港大學文學院。那一年，她19歲，隻身來港，住在半山寶珊道8號的聖母堂女生宿舍。「寡言的性格，陌生的語言和環境」，構成了這個「十九歲少女漂泊異鄉的複雜內心」。

港大的紅磚黛瓦、穿廊過道、深棕的窗櫺、淺綠的簾幔、屋頂半圓的氣窗，成為她日後小說中反覆出現的場景。在《易經》中，她描寫琵琶「沿水泥石階爬上山坡到宿舍」的路徑，那是從港大主樓到寶珊道女生宿舍的真實寫照。

港大期間，張愛玲多次想回上海，但終究沒有付諸行動。學者黃心村指出，正是在港大這段時期，張愛玲閱讀了很多20世紀的世界文學作品，使她就不只是一個中國文學的作家。例如一位修女給她講印度富商送房子的故事，這故事之後便成為小說《連環套》中的一個情節。

在港大，她結識了青春密友炎櫻（鄺文美）。兩人曾一起到皇后大道買鬧鐘，成為她日後懷念香港時的溫暖片段。事實證明，若當時的張愛玲毅然決然地離港返滬，便再沒有之後的傳奇經歷，之後的文學創作也再沒有這些精彩絕倫、感人至深的故事和靈感。

半山太平山：異樣的寂寥

在《易經》中，張愛玲寫道：「松濤一停，香港山上就有種異樣的寂寥。」這種寂寥，是港大宿舍外半山幽徑的寂寥，是太平山翠綠欲滴的樹木隨山風搖曳舞動的寂寥。

《沉香屑·第一爐香》中，葛薇龍姑媽的豪宅就在半山。那是一座「流線型與琉璃瓦」混搭的摩登建築，「濃得化不開」的景物描寫，正是張愛玲對半山富人區的印象。

《茉莉香片》中的聶傳慶，在「半山的幽徑蜿蜒而上」時漫無目的地走著，「林海中的風，如哀狗一般吼叫」。太平山的風景在張愛玲筆下，總是帶著一種說不清的哀愁和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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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消失的「小上海」

1952至1955年，張愛玲創作的全盛期在北角繼園街輝濃台度過。那時的北角是「小上海」，聚居著大量上海移民，張愛玲在這裡找到了某種故鄉的感覺。

相傳張愛玲曾經踏足過的繼園街，如今「早已物是人非」，「為特地前來試圖探訪的人留下滿心遺憾」。曾經影下那張張愛玲最著名的「傲視」相片的蘭心照相館，也「早已消蝕在時間的洪流中，不知所終」。

叮叮車在北角的軌道上穿梭，市井煙火氣息濃厚。張愛玲在這裡完成了《秧歌》、《赤地之戀》等重要作品。北角的街頭巷尾、上海人的鄉音，都化作她小說中的場景和對白

作品中的香港地圖

張愛玲的香港作品，為這座城市繪製了一幅獨特的文學地圖：

《傾城之戀》中的淺水灣，是白流蘇與范柳原定情的地方，也是那堵「地老天荒」的牆的所在。《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半山豪宅，是葛薇龍淪陷的起點。《茉莉香片》中的太平山，聶傳慶在山路上漫步，聽到風如哀狗吼叫。

《易經》是最貼近張愛玲港大生活的作品。琵琶沿水泥石階爬上山坡到宿舍，松濤停息後香港山上的異樣寂寥，都是她親身經歷的記憶。《連環套》中修女講的印度富商故事，來自她在港大時聽到的真實故事。

從《傾城之戀》中「把窗簾都染藍的淺水灣」，到夜裡抬頭望見的「紫陰陰的嫩藍的天」；從她和鄺文美買鬧鐘的皇后大道，到葛薇龍小家碧玉傳奇的半山。香港承載了張愛玲太多的回憶，這些回憶化作她筆下最絢爛的文字。

三度赴港 複雜的情感

張愛玲一生三度赴港。首度邂逅香港時，她望著燈火闌珊的維多利亞海港，曾戲說道：「在這誇張的城裏，就是栽個跟頭，只怕也比別處痛些。」那是1939年，一個19歲少女對陌生城市的最初印象。

1952年，她再度來港，這次是為了逃離上海的政治壓力。在北角繼園街的日子，是她創作的黃金時期。1961至1962年，她第三次來港，住在加多利山宋淇家，為電懋電影公司編寫劇本。

經別數年，再度回到自己年少棲息之地，張愛玲在《重訪邊城》中這樣寫道：「太喜歡這城市，兼有西湖山水的緊湊與青島的整潔，而又是離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國的一鱗半爪給保存了下來，唯其近，沒有失真。」

昔日香港 Takeaway：張愛玲的繆思

如今，我們循著張愛玲的足跡，走進香港，重新探訪這浪漫的邊城。淺水灣的野火花依然盛開，太平山的松濤依然響起，北角的叮叮車依然穿梭。只是那個著一襲藕色旗袍，靜謐地依靠在淺水灣酒店木欄旁，癡望著暮色裡華燈初上的香港的女子，已成為永恆的傳奇。

昔日的香港，就算正如《傾城之戀》裡頭描述的一樣「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 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至少，我們依舊可以透過張愛玲的文字，在不同的時空之下，重温那個曾經滋養這位傳奇作家的昔日的香港。

陳任國是來自廣東台山的移民，他先由習中醫起步，其後赴美國三藩市開藥店，加入中國同盟會資助孫中山革命，白手興家建立陸海通帝國。然而，他的一生極度低調，直到2024年第三代掌舵人陳伯奇逝世，很多香港人才第一次聽說這個家族的故事。

1862年2月21日，陳任國出生於廣東省台山縣台城水南鄉水圍村，為陳氏二十一世祖。年輕時習中醫，但他的志向顯然不在懸壺濟世。1880年代，當時20多歲的他做了一個改變命運的決定：離開家鄉，遠赴美國三藩市發展。

革命金主保滋堂

在19世紀末的三藩市，陳任國開了一間藥店，名為「保滋堂」。藥店生意不錯，成為海外華人的聚腳點。那個年代，清朝腐敗，中國積弱，很多有識之士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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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匯豐宣布私有化恒生銀行，恒生指數將失去「恒生銀行」這個成份股。一個時代，就這樣走向終結，卻再次帶出了一個銀行界教父的名字 — 利國偉。

利國偉是上世紀昔日香港「少數能同時縱橫本港政、經、教育三個界別的人物」，除了在金融界叱咤風雲，也同樣在政治舞台上留下了唏噓的一筆，在當年英國就香港前途談判之時，作為三位港人代表之一，曾於 1984 年與鍾士元、鄧蓮如一同應邀訪京，在人民大會堂拜會鄧小平。

從練習生到副總經理

利國偉是殖民地時期四大家族之一，利希慎的族人，1918年生於澳門，後來赴港就讀私塾。1937年，19歲的他進入國華銀行任見習生，由低做起。他在銀行刻苦工作，練得單憑手指便可分辨偽鈔的技巧。

1941年12月，日軍揮軍香港。利國偉主要在澳門和中國大陸活動，至1945年香港重光才返港。

1946年，一個改變他一生的機會降臨。

恒生銀行元老何添看中了這個年輕人，招攬他加入恒生。當時恒生還是錢莊式經營的「恒生銀號」（1953年才獲銀行牌照）。利國偉擔任會計，又負責處理海外黃金買賣。

憑藉銀行業背景，再加上通曉英語，利國偉加入恒生後甚得何善衡和何添等倚重。他拾級而上：1950年升任助理經理、1953年出任副經理、1957年任經理、1964年任副總經理。

沒有人想到，五年後，命運會選中他，去完成一項改變恒生命運的任務。

僅用一天說服匯豐救恒生

1965年4月5日，恒生銀行在一天內被客戶提走8,000萬港元存款。銀行陷入破產邊緣。

4月8日，董事會緊急會議。董事長何善衡迫於無奈，決定把恒生賣給滙豐銀行。他指派時任副總經理、通曉英語的利國偉全權負責洽談。

利國偉立即與滙豐方面展開談判。據他自己披露，談判結果僅用了一天時間便完成。

坊間常說，若沒有利國偉，恒生亦未必容易成功出售予滙豐。當時作為恒生內少數「識番文」的高層，利國偉獲董事局授權，全力與獅子行接洽。

4月12日，協議達成：滙豐作價5,100萬港元收購恒生51％股權。

恒生避過了結業倒閉的下場，但何善衡等痛失恒生的控股權。這對何善衡、何添和利國偉等而言，是經營恒生多年以來「最悲痛且無可奈何的決定」。

話到口中留半句，理從是處讓三分

但也正是這次談判，讓利國偉深獲滙豐信任，成為此後恒生能獨立營運的「鑰匙」。滙豐主席桑達士認為恒生的成功在於華人管理層，因此讓何善衡、何添和利國偉等繼續打理恒生，主持大局。

利國偉常引用何善衡的教導作為座右銘：「話到口中留半句，理從是處讓三分。」——不是叫你有話不說，而是說話有主觀和客觀的意見，不可全無保留地說 出來。「雖然認為為自己是對的，亦切勿強將意見加於別人，免招反感。 不去得失人，你沒有損失；對方能聽到一點相反的意見， 也會想一想。」

市場中人認為，他能在每次緊急關頭臨危受命，與他能兼容不同力量、匯集各方意見的「調和」功力有關。「得失人少，是很重要的。」利國偉以恒生銀行為例，例如有人主動上門，生意談妥，未算重要；若是談不攏，人家就可能會說恒生沒道理，可能引起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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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時代三大功績

第一功：1969年恒生指數

1967年，利國偉接替何添出任恒生銀行總經理。1969年，他倡導並推出恒生指數，該指數從此成為香港股市表現的參考指標。這是利國偉對香港金融界的第一大貢獻。

第二功：1972年上市狂潮

1972年6月，在利國偉主持下，恒生在股份超額認購近29倍的情況下於香港交易所上市。

招股價100元，每股面值10元，「升水」90元。發行股數1,200萬股，市值12億元。上市後大半年，股價飆升至288元，市值衝上34.6億元。

對比1965年整體估值約1億，七年半後市值暴增至34.6億，增長超過34倍。

第三功：銀行擴張

利國偉在1976年兼任副董事長，1983年接替何善衡出任執行董事長。在擔任總經理和董事長任內，他積極拓展銀行業務：

1981年取得在地鐵車站開設分行的專營權。1984年收購永安銀行。1985年率先在深圳開設代表處（重返大陸）。1992年新總行大廈落成啟用。

1997年底，服務恒生滿51年、年近80歲的利國偉卸任董事長，由艾爾敦接任。

四次政壇臨危受命

回顧本港數十年驚濤駭浪的金融史，作風低調的利國偉，能在每次緊急關頭中，都不乏被當局臨危受命、力挽狂瀾的經驗。

第一次是1965年擠提談判，第二次是1983年聯匯制度。

1983年8月，利國偉第二度返回行政局。這年9月，港元兌美元匯率急跌，引發市民恐慌，市面出現搶購白米的情況。

在利國偉協助下，時任財政司彭勵治爵士在10月宣佈實施聯繫匯率制度，將港元跟美元掛勾，穩住港元幣值。

這項政策為香港金融史寫下里程碑，影響深遠。

代表香港訪京

1984年6月底，利國偉與鍾士元、鄧蓮如應邀訪京，於6月23日在人民大會堂拜會鄧小平等，三人僅以「私人身份」（因三人皆非民選代表，故中方不承認其代表香港人）赴會。

6月25日返港後，三人召開記者會，表示鄧小平在會晤中不相信他們真正反映香港人的意見，也不相信香港出現信心危機。有關言論引起軒然大波，中方斥責三人是「孤臣孽子」。

11月30日，利國偉隨兩局議員代表團前赴英國，12月5日會見首相戴卓爾夫人，設法敦促英方與中方就香港前途問題達成協議時，務必保障港人利益。然而，三人此行始終沒法實現香港前途問題談判當中，港人代表能參與其中，成就所謂英、中、港三方協商的「三腳櫈」。

去到最後 ，英方選擇讓步，英中雙方達成共識，才有了已經成為歷史文件的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

1988年重組聯交所

1987年「黑色星期一」全球股災，香港股市在短時間內暴跌，當時恒生指數曾一日內下跌11%，導致市場恐慌，並出現前所未有的停市四天事件。這場危機徹底暴露了香港證券市場監管不足、交收制度落後、領導層內部潛在利益衝突等問題。

1988年10月，利國偉受港府指派出任香港聯合交易所主席，對交易所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

利國偉成功爭取聯交所採用「T＋2」作為交收日數（中間落墨於國際的「T＋3」和本地的「T＋1」之間）。他又確立了聯交所在處理新股上市申請方面的監管權和審批權，成功爭取到上市申請的最終否決權。

此外又改善管理架構，協助港府成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強化監管，提升投資者信心。

教育界大爭議

利國偉早於1963年獲委任為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首任司庫，1982年接任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

但他在教育界最大的爭議，要算1988年《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支持港府提出的中文大學「四改三」方案。

中文大學自1963年創校以來採用「四年制」，與香港大學的「三年制」不同。港府多次建議「四改三」，都遭中大師生反對。

1988年6月，身兼教統會主席和中大校董會主席的利國偉發表《第三號報告書》，支持「四改三」。《第三號報告書》發表後，約3,000名中大師生在6月26日舉行大會反對。12月2日，超過4,000人參加罷課集會，是中大創校以來最多人參與的集會。

1989年1月，行政局接納建議。中大最終在1990年落實「四改三」。諷刺的是，2012年香港實施「新高中學制」後，所有本地全日制大學統一改回「四年制」。歷史像是繞了一個圈。

2013年逝世

2013年8月10日，利國偉逝世，享年95歲。

當年8月21日，香港殯儀館舉行追悼會。約1,400人出席。扶靈的10人包括：前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已屆95歲高齡的行政會議前召集人鍾士元爵士、滙豐控股前主席浦偉士爵士、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羅保爵士、港交所主席周松崗爵士、恒生銀行副董事長李慧敏、已故恒生銀行前董事長何善衡之子何子樑醫生，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

昔日匯豐大班浦偉士爵士，亦專程從英國回港，送別故人最後一程。恒生銀行全線下半旗三日致哀。扶靈的10人中，有5位擁有爵士頭銜，5位擁有大紫荊勳章。

一代銀行教父，就此告別他奮鬥一生的舞台。

昔日香港 Takeaway：香港夢的最佳寫照

利國偉的一生，是香港夢的最佳寫照。

沒有大學學歷，只有中學學歷的他，憑藉個人才華和識見，晉身至銀行第一把手位置。他先後獲多家海內外專上院校頒授榮譽博士學位，1988年獲英女皇冊封為爵士，1997年獲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

他在1965年用一天時間完成的談判，改變了恒生半個世紀的命運。他在1969年倡導的恒生指數，成為香港股市的標桿。他在1983年協助推出的聯匯制度，1988年重組聯交所、協助港府成立證監會，都為香港金融史寫下里程碑。

然而，一個人無論生前如何叱叱風雲，留下幾多豐厚的成就遺產，依舊難以改變，歷史向前不斷更迭的軌跡。

利國偉曾經是恒生能獨立營運的「鑰匙」，當這把「鑰匙」隨著他的離世而消失，那扇1965年以一天談判開啟、以君子之約守護的門，最終還是在一個時代的落幕中，難逃被鎖上的命運。

2025年10月9日開市前，一則公告震撼香港金融界：滙豐控股宣布，建議以每股155港元私有化恒生銀行，較前日收市價溢價約30%。這意味著，這家擁有92年歷史、上市53年的華資銀行標誌，即將走入歷史。 恒生指數將失去「恒生銀行」這個成份股。一個時代，就這樣走向終結。

永樂街的小錢莊

1933年，香港上環永樂街，一家名為「恒生銀號」的小店悄然開業。 創辦人林炳炎、何善衡、梁植偉、盛春霖，都是來自廣東番禺的同鄉。同年，另一位番禺人何添加入，成為「開朝元老」。 何添原本在廣州上九路的匯隆銀號擔任練習生，司理是他同父異母的弟弟何賢。三年後，何添隨何善衡到香港，從此與恒生結下不解之緣。 這幾位創辦人，都自言「讀書不多」。何添只讀過幾年私塾，在香港的教育僅止於中學。但憑藉對金融的敏銳嗅覺和刻苦耐勞，恒生在戰前的香港站穩了腳跟。

1941年香港淪陷，何添與何善衡逃往澳門，在當地創立永華銀號和大豐銀號。1945年香港重光，他們返港，銀號轉售予何賢，後來發展成今日的大豐銀行。恒生，則在戰後的廢墟中重新出發。 1952年，恒生註冊為有限公司，由何添擔任首任總經理，正式開展商業銀行業務。翌年遷入皇后大道中163號的全新總行大廈。這時候的恒生，已不再是永樂街的小錢莊，而是華資銀行界的後起之秀。

一天談判改寫命運

1965年1月，香港發生明德銀號擠提倒閉事件。恐慌如漣漪般擴散，2月廣東信託銀行出現擠提，最終被接管。華資銀行首當其衝。 4月初，坊間再度傳出對恒生不利的流言。4月5日，恐慌的存戶在一天內提走 8000 萬港元，佔恒生存款總額的六分之一。銀行累積損失2億港元，陷入破產邊緣。1962年才落成、樓高22層、一度是全港最高摩天大廈的恒生大廈，此刻成了風暴中心。大樓外，人龍排到街尾。

同年4月8日，董事會召開緊急會議。董事長何善衡做出人生中最艱難的決定:把恒生賣給英資滙豐銀行。他指派銀行內少數「識番文」的高層，時任副總經理利國偉，全權負責與滙豐談判。 據聞，雙方僅用了一天時間便達成協議。到 4月12日，滙豐以 5100 萬港元收購恒生51%股權。時任財政司郭伯偉首肯後，交易正式生效。恒生避過了結業倒閉的下場，但何善衡、何添等人痛失控股權。對他們而言，這是經營恒生多年以來「最悲痛且無可奈何的決定」。

何添後來說，這是他「遺憾一生的事情」。 但滙豐大班桑達士展現了遠見。他認為恒生的成功在於華人管理層，因此保留了恒生的華資銀行色彩，讓何善衡、何添和利國偉繼續打理銀行。 這造就了滙豐與恒生微妙的從屬關係，滙豐持有控股權，但恒生保持相對獨立。

「升水」90元的上市狂潮

1967年，利國偉接替何添出任恒生總經理。兩年後，他倡導推出「恒生指數」，這個指數從此成為香港股市表現的參考指標。1972年6月，在利國偉主持下，恒生銀行於香港交易所上市。招股價令人咋舌，每股面值10元，卻以100元招股。

當時稱為「升水」90元招股，即招股價較票面值高出90元，這個「升水」概念，在今天已經少見。但在七十年代初的香港，它反映了市場對華資銀行的狂熱。 發行股數1,200萬股，以招股價計市值12億元。

結果，超額認購近29倍。上市後大半年，股價飆升至288元，市值衝上34.6億元。半年漲幅188%。 對比1965年的賣盤價，當年滙豐以5,100萬買下51%股權，整體估值約1億。七年半後，市值暴增至34.6億，增長超過34倍。滙豐這筆投資，堪稱世紀豪賭的大勝利。 而對何善衡、何添這些創辦人來說，心情更為複雜。他們失去了控股權，但持股的財富暴增。是遺憾，也是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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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正式移交

1998年，恒生歷史上的另一個轉折點。 這一年，利國偉轉任名譽董事長，結束了長達15年的董事長生涯。同年，利國偉親手栽培的接班人歐肇基，突然離開恒生，轉投新加坡華僑銀行。 滙豐執行董事鄭海泉，空降恒生接掌大班。 2004年，利國偉的外甥陸觀豪退休，由滙豐工商業務助理總理潘仲賢接任。至此，恒生「一哥」及「二哥」職位，均由滙豐調派的高層出掌。

自鄭海泉後，恒生大班一直由「滙豐派人」掌舵：柯清輝(2005-2009)、梁高美懿(2009-2012)、李慧敏(2012年至今)。過去27年，CEO均來自滙豐。桑達士當年的決定，「認為恒生成功在於華人管理層」，在1998年後逐漸改變。滙豐從「絕少過問」，變成「直接掌控」。

2025:歷史的終結

60年後，歷史再次重演。但這次不是擠提，而是壞賬。

截至2025年6月30日，恒生的整體不良貸款比率攀升至6.69%。2025年上半年，預期信貸損失達48.61億港元，其中25.40億來自香港商業房地產。除稅前溢利按年下跌28%，至81億港元。 9月，滙豐罕見地直接指示恒生處理房地產壞賬，擬出售價值超過30億美元的房地產抵押貸款組合。同月，恒生行政總裁施穎茵調回滙豐，滙豐香港區行政總裁林慧虹「空降」接任。 10月9日，滙豐宣布私有化恒生。 滙豐行政總裁艾橋智強調，這是「促進增長的投資決策」，並非與不良貸款有關。但市場人士有不同解讀。

股評人譚朗蔚指出，這可讓滙控「更靈活向恒生注資、整合不良資產，亦避免恒生日後因披露更多『爛數』而令股價下跌」。 私有化生效後，恒生將成為滙豐的全資附屬公司，於香港聯交所的上市地位將撤銷。但恒生將保留其獨立持牌銀行認可，並維持品牌形象、市場定位和分行網絡。 某種意義上，這是1965年那場擠提的最終結局。當年，為了讓恒生活下去，何善衡、何添不得不出售控股權。60年後，滙豐收回最後的37.86%股權，讓恒生徹底回歸母體。

昔日香港 Takeaway：變幻原是永恒

從1933年創立，到2025年除牌，92年的恒生獨立營運的歷史，即將畫上句號。 那些在永樂街創立恒生的廣州人，那個用一天時間談判拯救恒生的利國偉，那些在擠提風潮中排隊提款的存戶，那些在1972年瘋狂認購恒生股票的投資者，如果他們知道今天的結局，會作何感想?

恒生的故事告訴我們，再輝煌的獨立，在資本面前，終究只是暫時的。其實，早於 1965年那一天的談判，早已註定了2025年的結局。恒生指數依然每天更新，恒生銀行的招牌依然掛在分行門外。但那個由何添、何善衡、利國偉等人打造的「恒生」，那個獨立上市的「恒生」即將永遠消失。

日治時期是香港歷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從1941年12月25日到1945年8月15日，「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改變了整整一代人。

然而，這場浩劫卻意外地成為戰後創業潮的起點，催生了陸海通、長江實業、新鴻基、恆基等商業帝國。六國飯店在戰火中被炸，陸海通大廈的皇后戲院遭炮彈擊毀，但這些建築物最終都浴火重生，見證了香港從廢墟中崛起的奇蹟。

1941年12月25日，聖誕節。但對香港人來說，這不是一個快樂的日子。這一天，香港淪陷，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

灣仔海旁，7層高的六國飯店被日軍徵用，改名「千歲館」，作為日本高級官員俱樂部。中環的皇后戲院，同樣落入日軍手中。

沒有人知道，這場浩劫，竟然會成為戰後創業潮的起點。

炮火下的香港

日治時期，經濟崩潰，糧食短缺，貨幣貶值。香港人口從100多萬跌至約60萬，大批難民逃往內地或澳門。

盟軍戰機在高空以地毯式轟炸。其中一枚炮彈炸中六國飯店左上角，建築物被炸掉一角。皇后戲院也遭炮彈擊毀。今天如果你看到六國飯店的舊照片，會發現左上角有一個缺口，那就是戰火留下的傷痕。

在這個時間點，還在美國的創辦人陳任國，早已於1936年去世，不知道他的六國飯店已經面目全非。第二代掌舵人陳符祥也不知道，他接手的，將是一座破敗的建築。

1945年8月15日：重光

日本投降，香港重光。但六國飯店並沒有立刻恢復營業，而是被英軍徵用，成為駐港海軍大本營。在這時空下，英美水兵在酒店內跟吧女暢飲共舞。

直到1946年，六國飯店才交回陳家經營。陳符祥面對的，是一座破敗的建築，和一個百廢待興的香港。

但他沒有放棄。修復建築，重新開業。更重要的是，他堅守父親「只買不賣」的信念。

因為陸海通從不借貸，所以即使戰爭期間沒有收入，也不用還債，不會破產。戰後，其他發展商還在為債務煩惱時，陸海通已經開始修復建築，重新營業。

戰後創業潮的誕生

戰後的香港，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創業潮。為什麼一場戰爭，反而催生了創業潮？

原因一：地皮便宜。戰爭期間，很多產權不清不楚，地皮價格跌到谷底。1930年陳任國在灣仔購地時，還要與其他買家競爭。但戰後，有眼光的人可以用極低的價格買地。

原因二：人才回流。戰爭結束，大批難民返港。這些人經歷了苦難，格外珍惜機會，特別能拼搏。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內地北方商家逃難來港，六國飯店的入住率急升，正是因為這批難民帶來了資金和商機。

原因三：社會需要重建。戰後的香港百廢待興，到處都是機會。建築業、零售業、餐飲業，全部需要重建。誰先動手，誰就能搶佔先機。

原因四：殖民政府政策寬鬆。英國人回來後，採取了相對寬鬆的商業政策，鼓勵自由貿易。這為創業者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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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代人的共同特質

陸海通的陳任國（雖然他1936年已去世，但家族堅守了他的策略）、長江實業的李嘉誠、新鴻基的郭得勝、恆基的李兆基、新世界的鄭裕彤……這些戰後白手興家的企業家，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經歷過苦難。

日治時期或內戰時期的苦難，讓他們格外珍惜和平年代的機會。他們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拼搏、特別有韌性。

李嘉誠1940年隨父母從潮州逃難到香港，1943年父親去世，14歲的他被迫輟學打工養家。這段經歷，塑造了他的堅韌性格。

郭得勝祖籍廣東中山，1950年代來港發展，從建築商起家。李兆基1928年出生於廣東順德，1948年來港，從金舖學徒做起。鄭裕彤1925年出生於廣東順德，1930年代隨父來港，從珠寶學徒做起。

這些人的共同點是：他們都經歷過貧窮和戰亂，都是白手興家，都特別能吃苦。

四大工業堀起

戰後香港的創業浪潮由「四大工業」（紡織、塑膠玩具、鐘錶、電子）帶動，並以「香港製造」聞名於世。 當時香港經濟經歷了從轉口港轉型為「世界工廠」的過程，這得益於韓戰禁運和內地移民湧入等因素。

這些港製產品以其價廉物美的優勢，成功銷往歐美市場，為「香港製造」品牌贏得國際聲譽。

在過去，香港主要扮演著轉口港的角色。 然而，在戰後，香港逐步轉型，從轉口港發展為一個蓬勃的工業城市。

韓戰對香港的經濟發展，亦產生了重要影響，許多過去在歐洲和中國大陸的工廠因戰事而中斷生產或轉移到香港，使香港在轉口貿易中成為了重要的集散中。

六國飯店的浴火重生

1951年左右，陸海通第二代傳人陳伯奇，赴美學習室內設計，畢業後回港與兄長陳伯宏將六國飯店重新規劃及裝修。

重新裝修後，六國開設了「仙掌夜總會」，1971年改名「甘露夜總會」。50、60年代，這裡是香港最熱鬧的地方之一。

順帶一提，上世紀六十年代尾，蘇永康父親與顧嘉煇亦曾在仙掌夜總會夾band，當其時所有華人樂手都會拼了命的練習，希望自己演奏水平可以好過菲律賓人（例如活躍於 60 年代的奧金寶），那時代香港音樂幾乎沒有創作，顧嘉煇就在這個時候開始其音樂生涯。

1948年，英國作家李察·美臣入住六國飯店四個月，寫下了《蘇絲黃的世界》。這部小說後來拍成電影，讓全世界認識了戰後的香港。

六國飯店不只是浴火重生，更成為香港繁榮的象徵。

苦難是最好的創業學校

戰後創業潮的成功，證明了一件事：苦難是最好的創業學校。

經歷過戰爭的人，格外珍惜和平年代的機會。他們知道生命無常，所以抓緊每一個機會。他們吃過苦，所以不怕吃苦。他們見過人性的醜惡，所以懂得防範風險。

陸海通家族在戰後的策略，正是基於這種警覺：不借貸、不冒險、穩健經營。這種保守策略，在繁榮時期可能賺得比別人少，但在危機時期卻能保命。

其實李嘉誠後來也經常強調「財務穩健」、「謹慎擴張」、「保持現金流」、「在穩健與進取中取得平衡」的理財哲學，其實與陸海通家族的策略不謀而合。

日治時期的遺產

從1941到1946，五年的黑暗歲月，卻孕育了香港戰後50年的繁榮。

苦難就是苦難，戰爭就是戰爭，它們帶來的是死亡、破壞、痛苦。六國飯店被炸掉一角，不是什麼浪漫的故事，而是真實的災難。

然而，倖存者從廢墟中站起來，重建家園，創造繁榮。這種韌性，值得我們尊敬。他們創造了就業機會，帶動了經濟發展，讓香港從一個漁港變成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今天的創業者，或許沒有經歷過戰爭，但他們亦曾面對的嚴峻的挑戰：經濟下行、疫情、政治不穩定性。

日治時期與戰後創業潮的故事令我們反思，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希望依然存在，只要繼續活著，說不定在遠方的未來，我們受過的苦難會以另一種方式，成為一種回饋甚或褔氣。

鰂魚涌一個住宅地盤，最近發現一枚重達1000磅的二戰時期未爆炸彈，經過9小時的拆彈行動後成功拆除，但這起事件卻意外揭開了香港在二戰期間遭受轟炸的血腥歷史。

80年前的致命投擲

浸會大學歷史系主任鄺智文證實，這枚AN-M65型號炸彈來自1945年4月2日美軍對香港的空襲行動。當日，美國陸軍航空隊第380重轟炸機大隊派出24架B-24轟炸機，每架載有6枚1000磅炸彈，總共144枚炸彈投向太古糖廠一帶。

「美軍轟炸機當時由菲律賓到香港執行任務，原定目標為海上船艦，但任務其間沒發現船艦，轟炸機於是分頭行事，其中數架改為攻擊太古糖廠，」鄺智文解釋道。

這次發現的炸彈位於鰂魚涌英皇道983-987A號及濱海街16-94號地盤，總面積44萬平方呎，由恒基地產及太古地產於2023年以63.1億元購得，預計2028年落成新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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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轟炸史的完整圖像

這並非香港首次發現二戰炸彈。2018年沙中線灣仔工地曾3次發現同型號戰時炸彈，而2021年在大潭深山更發現了美軍復仇者式轟炸機殘骸，該機於1945年1月16日美軍「感恩行動」期間墜毀。

鄺智文指出，二戰期間香港經歷了數十次大大小小的空襲，保守估計超過千枚炸彈投進本港範圍。日軍始終有利用香港的海港和工業設備，使香港成為美軍重要攻擊目標。

1944年10月大規模空襲：美軍對香港進行頗大規模的空襲，當時紅磡被炸得頗嚴重，死傷不少。

1945年1月「感恩行動」：美國海軍航空母艦編隊直接駛入南中國海，「由台灣掃日軍嘅船，咩船都炸，掃到越南金蘭灣一帶。當時整個海域，一見到日軍貨輪、運輸船、郵輪、軍艦，全部盡量都炸」，鄺智文解釋。1月15-16日，編隊派出470架次飛機空襲香港，涉及10艘航空母艦。行動中兩架復仇者轟炸機在大潭谷上空相撞墜毀，機上6名成員中僅一人生還但最終在日軍戰俘營死去。

這次空襲成效顯著。鄺智文指出，空襲後香港整隊日本船隊全部沉沒消滅，「日軍此後基本上已放棄香港作為其中一個海運基地，本身已經不太重要，經歷空襲後就完全放棄。自此日軍基本上只用木船進行海運，遠洋船已甚少來港。」

1945年4月2日B-24轟炸機攻擊：針對太古糖廠等工業設施的精準轟炸，投下144枚1000磅炸彈，其中一枚沉睡至今年才被發現。

才子故居藏戰爭遺跡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塊土地與香港文化史也有深厚淵源。地盤前身為1959至1962年落成的瑞士樓，已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作家倪匡曾於1962年以7000元購入其中一個700餘呎單位，後以9000元沽出獲利三成。

專家表示，炸彈未爆的原因可能涉及生產問題或投彈角度未能激發引信。「以全世界來看，二戰時代炸彈約有10%沒即時引爆，在日本及德國等地，亦曾於戰後數十年做工程時炸彈突然爆炸，」鄺智文警告。

這些戰爭遺物提醒我們，今日的繁榮建立在無數犧牲之上，而歷史的真相往往就藏在我們腳下的土地中，等待被重新發現和銘記。

昔日香港 Takeaway：歷史與現實的交匯

這次炸彈發現讓人重新思考香港的歷史定位。香港從來就不是太平之地，而是曾經歷過戰火洗禮的城市。無論是鴉片戰爭的炮火、日治時期的淪陷，還是二戰末期密集的轟炸，這片土地都承受過戰爭的創傷。

然而，正是從這些戰火中，香港展現了驚人的韌性。戰後的經濟起飛、成為「東方之珠」的輝煌歲月，都是從幾十年前的廢墟中重生的結果。每一次的重建，都見證了這座城市不屈不撓的精神。

來到今天，香港再次面對不同形式的挑戰──貿易戰的衝擊、經濟格局的變遷、國際關係的複雜變化。但回望歷史，這座城市何嘗沒有過類似的經驗？

踏入2025年9月，一個時代悄然落幕。香港資深報人、《明報月刊》前主編胡菊人於溫哥華安詳離世，享年92歲。

胡菊人是原本名為胡秉文的廣東順德人，1967年開始執掌《明報月刊》，前後歷經十三年。金庸在當年創辦「明月」，如他自己所言，是為了「對着幹」。不僅要暴露真相，更要引導讀者一起思考真相。

金庸把雜誌定位為一份「關注中國問題的思想刊物」，而這項宗旨在胡菊人手裡得到了最好的實現。胡菊人深諳時勢，善用雜誌老闆的泱泱大度、香港殖民地的自由機遇、海外華人的筆墨網絡，加上本身的識見和敏銳，以刊物為平台，以紙頁為堡壘，向時代的愚昧宣戰。他被譽為將香港文化雜誌從純學術期刊轉型為「綜合性高水平讀物」的創造者。

沈西城稱他為「伯樂」，毛孟靜讚他是「香港最具真正文人氣質的知識分子」。然而，在胡菊人移居溫哥華後的2025年，他最懷念的香港「自由及生命力」，正是他太太劉美美轉述的最後心聲。

前身校役生涯

胡菊人的奮鬥故事始於最卑微的起點。1932年出生於廣東順德的他，初中三年級尚未畢業便隨親戚到香港謀生。他在聖類斯中學當校役和教堂雜役，管輔祭、製衣房和打理聖堂。這個從校役做起的少年，後來卻成為香港文化界舉足輕重的人物。

1961年，胡菊人從珠海學院英語系畢業，曾向琴家蔡德允學習古琴，展現了傳統文人的全面修養。他先後任《大學生活》社長及主編、《中國學生周報》社長，逐步在文化圈建立地位。這個從「友聯」資料剪報做到社長的年輕人，正準備儲錢到美國唸大學，卻被金庸的一個邀請改變了人生軌跡。

金庸慧眼識菊人

1967年，金庸看過胡菊人在《中國學生周報》上發表的文章後，認為他「有才情」，就請他來編《明報月刊》。這個決定改寫了香港文化史。

當時的《明報月刊》正面臨讀者反對聲音，原因是許冠三主導的純學術路線，「用詞專門，文筆艱澀，不好閱讀」。金庸與許冠三商議希望多容納非學術性文章，但教授並不同意，最終掛冠而去。

胡菊人接手後，採取了他擅長的「漸進式改革」，保留學術文章之餘，「盡量刊載知識趣味性兼備的文章」。於是《明報月刊》便從一本純學術性的月刊，搖身一變成為綜合性的高水平讀物，正好符合金庸創辦「月刊」的原則。金庸索性放下編務，統由胡菊人一人總攬其成。

兩個半編輯的奇蹟

胡菊人創造的最大奇蹟，是以「兩個半編輯」的陣容，辦出了國際水準的雜誌。1975年，日本學者相浦杲教授參觀《明報月刊》編輯部，當他看到「月刊」只有胡菊人、黃俊東兩個編輯時（加上兼職的詩人蔡炎培，故稱「兩個半」），那「瞪眼如桂圓、吐舌回不轉的驚訝表情」至今仍留在沈西城腦海中。

當相浦教授被問及類似月刊在日本需要多少編輯時，他想都不想就回答「至少二十人吧！」。《明報月刊》豈非以一敵十？以兩人半之力，辦出這樣一本出類拔萃的刊物，正是香港文化人高效創意的最佳例證。

在胡菊人和黃俊東兩人的努力下，《明報月刊》的作家陣容日益龐大，他約稿的作者份量十足，據說包括蔣夢麟及張國燾；夏志清及張愛玲；牟宗三及余英時等等。他曾與白先勇對談小說技巧，讓雜誌成為海外學者和讀者了解大陸情況的重要窗口。

含淚斬馬謖的金錶

1980年，台灣傅朝樞來港辦報，聘胡菊人出任《中報》總編輯。胡菊人應承了，「非為厚酬而是着眼理想」。金庸幾經挽留不果，只好「含淚斬馬謖」，在海城酒樓設宴歡送，送贈黃金勞力士手錶以誌紀念。

這隻金錶的故事，成為香港文壇的經典佳話。它不僅象徵著金庸對胡菊人的不捨，更代表了香港文化界師友相重、惺惺相惜的溫情。從此胡壯士一去不復返，胡菊人離任後，《明報月刊》老總一職懸空，金庸暫掌編務，親手為沈西城倒茶說：「小葉！謝謝你的支持，以後請多寫稿。」

兄弟情深的醉酒歲月

在香港文化界，胡菊人與戴天、李怡並稱「三大天王」，其中他與戴天的友誼更是傳為佳話。據沈西城描述，「胡菊人喝醉了，會高聲痛哭。他未結婚時，常跟戴天泡在一起，他們親如兄弟，喝醉時，便會相擁大哭，滾倒地上。」

兩個大男人作滾地葫蘆的畫面雖然滑稽，但展現了「文人情真沒義假」的真摯。胡長戴四年是為兄，他們是「一對比同胞兄弟更親的知己」。胡菊人的思想較傾向魯迅，可稱「青年導師」；戴天傾向浪漫，有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精神，思想雖不盡相同，情誼卻深如兄弟。

最懷念香港的自由

1996年，胡菊人一家移民溫哥華。移民後，他如舊為香港的報刊及溫哥華兩大報《星島》及《明報》寫專欄，1999年中風後逐漸淡出。胡太劉美美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多年來與胡菊人在家庭及雜誌事業上一直相扶相伴。

2025年9月3日晚上11時20分，胡菊人因身體機能衰竭，於溫哥華列治文醫院在睡夢中安詳離世。按家屬意願不公開舉殯，安葬禮於加拿大本拿比海景墓園舉行。

胡太劉美美向記者轉述，丈夫最懷念香港的是：「以前香港，左中右各派聲音、報刊都能並存，言論沒有壓制，社會氣氛自由。」並且：「香港有獨特的文化，且包容性大。糅合華人傳統智慧，華人民間習俗，重視西方現代文明價值，嚮往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整個社會在進展，有生命力。」

昔日香港 Takeaway：一代文人風範

2019年接受記者冼麗婷訪問時，胡菊人仍然深情寄語香港要保持優良的制度及自由，他當時表示「如果沒有了，跟大陸城市一樣，等於沒有了香港，沒意思了。」這句話，或許是這位一代報人對香港最深情的告別。

胡菊人，這位傑出的文化舵手，不僅是《明報月刊》的前主編，更是一位擁有道德和價值觀念的知識分子。他深信「偏頗等如自殺」，在辦刊中堅持客觀公正。他曾說「中國沒有偉大的作家，是因為沒有好的政治制度培養」，展現了文人的社會責任感。

胡菊人的人生哲學和《明報月刊》的成功都證明了他的高見和智慧。從校役到文壇宗師，從「破書哪能惹匪眼」的清貧到影響幾代人的文化領袖，胡菊人用一生詮釋了什麼是真正的「文人氣質」。就像毛孟靜所說：「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踏入 2025 年 6 月，隨著何伯長孫何柱國的離世，昔日香港的這兩位傳奇商人的時代正式落下帷幕。從鰂魚涌菸草大廈到嘉里中心，從 TVB「無名氏」捐款到身前身後成立的慈善基金，何英傑家族見證了香港從製造業到金融中心的華麗轉身，也書寫了一部跨越三代的商界傳奇。

何英傑，人稱「何伯」，是香港菸草公司的開創者，更是香港人集體回憶中那位「最愛做善事，最怕上電視」的神秘富豪。他的一生，從14歲的上海學徒到 88 歲的香港慈善家，體現了那個時代白手起家企業家的軌跡，但他選擇的極度低調行善方式，卻讓他成為香港慈善史上最獨特的存在。

從學徒到老闆

1911年6月8日，何英傑在上海浦東出生。14 歲那年已經開始出外謀生，進入家族的印刷廠當學徒。在那個動盪的年代，能夠生存下來已屬不易，但何英傑展現了超乎年齡的商業嗅覺和堅韌性格。

到了20歲，何英傑利用自己的積蓄創立印刷廠。1931年，他創辦上海新亞印刷廠，正值抗日戰爭期間，紙價上升讓他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這個年輕人敏銳地察覺到戰亂中蘊藏的商機，也為他日後的商業帝國奠定了基礎。

1942年，31歲的何英傑又展現了他對市場趨勢的精準判斷。他認為菸草業大有可為，便在上海創辦香菸廠，並創立了「高樂」品牌。這個決定後來證明是極其明智的，為何家後來在香港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政治敏感度

1949 年新中國建立，何伯果斷地將業務重心轉移到香港，成立了香港菸草有限公司，讓何伯在香港經濟起飛的黃金時代中佔盡先機。

1965年，香港菸草公司遷至鰂魚涌英皇道的菸草大廈。這幢占地3.4萬方呎、樓面45萬方呎的建築，不僅是何伯商業帝國的總部，更成為了他人生最後35年的居所。他選擇住在公司總部頂層，這個決定在當時看來或許有些奇特，但卻完美體現了他對事業的專注和對簡樸生活的堅持。

代理萬寶路

香港菸草有限公司最大的成功，在於代理了「萬寶路」等國際知名香菸品牌，以及自有品牌「良友」的經營。隨著香港經濟的起飛，香港菸草的業務蒸蒸日上。何伯後期還涉足金融投資，1997年更以 Gainluck 公司的名義購入香港置地5-6%股權，成為這家「中環大地主」的重要股東。

當時媒體披露何家持有約 5% 置地股權時，還引來市場對其政治動機的猜疑。但何伯一如既往地保持低調，沒有對外作任何解釋。到了2001年，置地公布何家股權已降至低於 3% 的法定披露水平，這次投資的退出同樣悄無聲息。

TVB「無名氏」的秘密

如果說何伯的商業成就讓人敬佩，那麼他的慈善行為則讓人動容。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中，每年 TVB 慈善節目總有一位神秘的「無名氏」捐出大筆善款，而這個「無名氏」的真實身份，正是何伯。

「最愛做善事，最怕上電視」，這句話完美概括了何伯的性格特質。他試過捐出一日收入，也曾在1991年華東水災時二話不說捐出一億港元，創下當時本港單一慈善捐款的最高紀錄。更特別的是，有傳他指定由同屬上海籍的著名藝人沈殿霞接收捐款，再轉交中國民政部，但當然從來未經證實，只有當事人自己才知道真相。

天台石屋的隱居歲月

1990年代，何伯開始將業務交棒給長孫何柱國，自己則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他選擇隱居在鰂魚涌菸草大廈總部的天台石屋中，這個選擇再次體現了他對物質生活的淡泊和對精神世界的追求。

一個擁有億萬資產的富豪，選擇住在公司天台的簡樸石屋中，這樣的生活方式在當時的香港商界絕對是獨一無二的。何伯用自己的方式實踐著「富而不奢，貴而不驕」的人生哲學。

2000年1月21日，何伯在養和醫院病逝，享年88歲。他的離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但他所建立的慈善傳統卻在家族中得到了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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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求名的哲學

何伯生前創辦了「良友慈善基金會」和「何英傑基金會」，捐款數以十億計。東華三院每年都收到署名「何伯」的鉅額捐款，但何伯卻堅持一個原則：從不求名。他甚至特別叮囑慈善機構，不要利用他的名字去命名任何設施。

這種「從不求名」的慈善哲學，在講求曝光度和知名度的現代社會中顯得格外珍貴。何伯用自己的方式詮釋了什麼叫做「善不欲人知」，他的慈善不是為了建立個人品牌，而是真正出於對社會的關懷和責任感。

海外慈善的延續

何伯逝世後，他的海外家族延續了他的慈善精神。2004年，以何伯遺產成立的「何姜基金會」(Ho Chiang Foundation)開始運作，專門資助美國各地的醫療機構。根據最新資料，這個基金會的資產曾經高逾 8000 萬美元，規模不遜於何英傑在港創立的慈善基金。

何伯安葬於紐約 Ferncliff 墓園，墓碑上刻著「Ho Chiang」兩姓，代表他與妻子蔣素貞的結合，也象徵著家族慈善事業的國際化延續。

長孫的不同選擇

與祖父極度低調的作風形成對比，何柱國選擇了一條更加公開和敢言的道路。他接手家族生意後，不僅入股星島新聞集團，更成為全國政協常委。陶傑形容何柱國是「心直口快的人，私下很有人情味」，在政治高壓下仍然敢於批評特首及特區政府。

2025年2月，何柱國在電台節目中自揭曾患肺癌的經歷，從一個曾經營菸草生意的商人轉變為戒煙宣傳者。他坦言化療的痛苦，寧願「被刀斬一下，都好過捱一星期的化療」，這種真實的表達體現了他與祖父不同的性格特質。

3月，何柱國與曾經「最唔鍾意」的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合作，參與戒煙宣傳節目，這成為了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2025年6月，何柱國離世，終年75歲，結束了他敢言的一生。

昔日香港 Takeaway：知所進退

何伯的故事，不僅是一個商人的創業傳奇，更是香港百年商業史的縮影。從上海學徒到香港菸草業巨頭，從戰亂中的機遇把握到和平時期的慈善奉獻，他的人生軌跡反映了那個時代企業家的典型特徵：敏銳的商業嗅覺、堅韌的生存能力，以及深厚的社會責任感。

何伯最值得學習的，或許是他那份難得的「知所進退」。在商場上，他知道何時該進：14歲當學徒時的刻苦耐勞，20歲創業時的勇敢決斷，1949年遷港時的政治敏感，代理萬寶路時的眼光獨到。在人生下半場，他更知道何時該退：90年代開始交棒給長孫，隱居天台石屋過著簡樸生活，在慈善上從不搶奪風頭，連TVB捐款都要匿名進行。

在當今這個講求個人品牌和社交媒體曝光的時代，何伯「最愛做善事，最怕上電視」的價值觀顯得更加珍貴。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訴我們，真正的智慧不在於永遠向前衝，而在於懂得適時放手，將舞台留給下一代。

2025 年 9 月，著名劇作家莊梅岩向母校香港演藝學院發表公開信，稱學院去年邀請她參與拍攝賀校慶短片，卻因她的影片無法上載「小紅書」而抽起，事後更欠交代。她又表示：「這一年演藝學院對製作或藝術工作者的審查丶對『敏感』的過份詮釋丶捕風捉影的干擾，實在令我懷疑學校管理階層的理智。」

事後演藝學院回覆查詢，未有解釋抽片原因、曾否受壓等，稱「莊梅岩校友對戲劇界作出不少貢獻」，將就此事與她保持聯繫，而學院亦一直感謝所有成員包括校友對校方的貢獻。

莊梅岩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女性編劇之一，1976年生於福建，三歲來港。現在她是香港舞台劇界的重要人物，作品多次獲獎並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她曾被《南華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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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香港電視新聞的黃金年代，當年未有互聯網、手機是不能上網的「大哥電話」。每天晚上六點半，萬家燈火時分，無數香港家庭圍坐在電視機前，等待著自己鍾意嘅節目，其中亦包括體育新聞報道。

「波係圓嘅！」這四個字，成為了一整代港人的集體記憶。說出這句話的人，就是伍晃榮，一個用幽默改寫了香港體育新聞格局的傳奇人物。

澳門仔的香港夢

1940年5月24日，澳門一個普通家庭迎來了他們的孩子。誰也想不到，這個在葡屬澳門出生的小男孩，日後會成為香港最受歡迎的體育新聞主播。

1949年，九歲的伍晃榮跟隨家人移居香港。那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年代，也是一個需要拼搏的年代。這個澳門仔帶著一口流利的粵語和對新世界的好奇，在香港這個國際都市開始了他的求學生涯。

在慈幼英文學校的歲月裡，伍晃榮就已展現出了對語言和表達的天賦。1960年，中五畢業的他沒有選擇循規蹈矩的道路，而是大膽地走進了《英文虎報》的大門，開始了他44年的新聞生涯。

那時的他，或許還不知道自己會成為香港首位體育新聞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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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商台出走

從《英文虎報》的文字記者，到商業電台的港聞記者，再到麗的電視的體育記者，伍晃榮像一個聲音的流浪者，在香港媒體圈摸索著自己的位置。

1962年，他加入了商業電台。在那裡，他學會了如何用聲音抓住聽眾的心。廣播的魅力在於，你看不見說話的人，卻能被他的聲音深深打動。伍晃榮的聲音，天生就有這種魔力。

但商業電台財經總編輯陳立志慨嘆，早於1964年已採訪東京奧運，經歷67年暴動後，升任商台副採訪主任的伍晃榮，由於沒有大學學歷，結果商台找來留學海外大學生執掌採訪部。

伍不甘被人看死離開商台，證明新聞行業學位非萬能。1975年麗的電視向他招手，邀請他成為體育記者。這一次職業轉換，看似平常，卻為香港電視史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1980年，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到來——伍晃榮成為了香港首位體育新聞主播。

無綫歲月，金句連連

1982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伍晃榮踏進了無綫電視新聞部的大門。這一待，就是23年。這23年，是他個人的黃金時代，也是香港體育新聞的黃金時代。

每天晚上的《六點半新聞報道》，只有短短的兩分半鐘體育新聞時間。但就是這兩分半鐘，伍晃榮創造了無數經典時刻。

「波係圓嘅」，這句從1954年德國足球教練口中借來的哲學，在伍晃榮的演繹下，成為了香港人面對人生起伏的智慧座右銘。比賽未到最後一刻，誰勝誰負還是未知數；人生也是如此，總有意想不到的轉折。

「守門員最好嘅朋友係條門柱」，這樣的妙語連珠，讓嚴肅的體育新聞充滿了生活的趣味。觀眾們不再只是被動地接收信息，而是在會心一笑中，愛上了體育，愛上了這個聲音。

創新的代價與堅持

改變，總是要付出代價的。

1990年代，無綫新聞部的人事變動讓伍晃榮鬱鬱不得志。面對挫折，他沒有選擇妥協，而是把失望和怒火化作創作的動力，逐漸形成了那種另類的報道手法。

「畫面先決，先要學懂如何將旁白配合畫面，適時佐以有趣資料，也要適時留白，切忌喋喋不休。」這是他對電視新聞的理解，也是他對專業的堅持。

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這種創新。內部有批評聲音，觀眾中也有反對意見。但幸運的是，他遇到了真正的知音——前高層黃應士和鄧慧筠。他們看見了伍晃榮報道手法背後的專業素養和創新精神，給了他最有力的支持。

漸漸地，觀眾開始接受，開始喜歡，開始期待每晚六點半的那個聲音。創新的種子，終於開花結果。

師父的溫度

真正的偉大，不僅在於個人成就，更在於如何影響和培育他人。

在無綫的歲月裡，伍晃榮培養了四名出色的徒弟：伍家謙、林定勤、李俊傑和馮堅成。對他們，伍晃榮不僅是上司，更像是人生導師。

2004年雅典奧運期間，當李俊傑在當地採訪遇到困難，片段趕不及播出時，遠在香港的伍晃榮主動打電話安慰：「唔使擔心，做好自己就可以了。」這通跨越時空的電話，至今仍深深印在李俊傑心中。

伍家謙工作失誤時，伍晃榮不僅沒有責罵，還主動要了他父親的電話，安慰家長不要給孩子太大壓力。「伍Sir同我哋嘅關係，超越咗上司同下屬嘅關係。」這句話，道出了師徒之間的真摯情感。

「冇佢嘅話，體育部冇咁精采，唔會有兩分半鐘嘅體育新聞。」林定勤的這句話，說出了一個事實：伍晃榮用自己的努力和才華，提高了整個體育新聞的地位和影響力。

退而不休的人生哲學

2005年6月30日，一個平常的星期四晚上，卻註定不平常。

那晚的《六點半新聞報道》，破例由體育新聞主播來結束。當伍晃榮說出那句簡單而深情的「呢節新聞報道完畢，再會」時，燈光徐徐轉暗，23年的無綫歲月正式落下帷幕。

但退休對伍晃榮來說，只是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開始。

「雖然出鏡時間得幾分鐘，不過每個鐘頭都要自己更新新聞，由朝早9點做到夜晚7點幾。」回憶起工作時光，他既懷念又釋然。

退休後的他，立即投入《波係圓嘅》一書的寫作。「總之喺屋企食飯又寫，去廁所又寫，落公園又寫，兩個月就完成本書。」這種創作熱忱，讓人看到一個真正熱愛生活、熱愛工作的靈魂。

2006年世界盃，無綫再次邀請他復出主持節目。「我做開體育新聞，講成場波肯定唔係我專長，叫我返嚟做，我都成日問，叫我返嚟做乜。」謙遜的話語背後，是一份對專業的敬畏和對觀眾的負責。

同行如友，惺惺相惜

在媒體這個競爭激烈的圈子裡，同行往往被視為競爭對手。但伍晃榮和黃興桂的友誼，卻打破了「同行如敵國」的傳統觀念。

兩人相識近30年，都以風趣幽默的方式評述足球，經常互相交換金句使用。「人哋話同行如敵國，但我同佢就同行唔係敵國，我同佢同馬啟仁都好friend好投契。」黃興桂的這句話，道出了真正的君子之交。

「佢每次講體育新聞雖然只係講嗰幾分鐘，但佢都會專登去球場睇晒成場賽事，我好欣賞佢敬業樂業嘅態度。」這是黃興桂對伍晃榮專業精神的由衷讚賞。

「好波不妨一睇再睇」這句金句，很多人以為是黃興桂首創，其實是伍晃榮說先。而伍晃榮的「波係圓嘅」，黃興桂有時也會應用。真正的友誼，就是在彼此欣賞中共同成長。

突如其來的告別

2008年1月，伍晃榮開始感到身體不適。到醫院檢查後，確診為晚期白血病。這個消息，對他和家人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

那個曾經說過「波係圓嘅」、總是樂觀面對一切的伍晃榮，這一次要面對的，是生命中最大的不確定性。

2月，病情進一步惡化，他被送到瑪嘉烈醫院深切治療部。原本計劃參與2008年北京奧運節目的他，不得不與這個夢想告別。

4月17日傍晚6時35分，就在他曾經主持過無數次新聞節目的時間，伍晃榮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詳離世，終年67歲。

當晚的《六點半新聞報道》，以插播的方式公布了這個令人痛心的消息。主播許方輝用簡短而莊重的語調宣布：「啱啱收到嘅消息：資深體育記者伍晃榮，啱啱6點35分，喺瑪嘉烈醫院病逝，終年67歲。」

永恆的懷念

5月12日，香港殯儀館福海大禮堂，以天主教儀式為伍晃榮舉行安所彌撒。

靈堂以白色為主調，放滿白玫瑰和百合花，橫匾寫上「主懷安息」。特首曾蔭權及三位司長送上花圈，超過50名市民自發前來悼念。

「先夫伍晃榮走了，未有留下給我大量的金錢、財富和瑰麗的珍寶。有的卻是他數十年七彩燦爛的人生和許多愛護......這些精采的回憶足夠我享用餘生。」遺孀在場刊上的這段話，道出了真正的財富不在物質，而在於那些美好的回憶和深深的愛。

八位生前摯友——黃錦添、黃應士、李德基、衞炳垣、李漢源、梁家榮、陳立志、郭艷明為他扶靈。他們緩緩步出靈堂，送別這位令人敬重的傳媒人最後一程。

昔日香港 Takeaway：波係圓嘅哲學

在那個沒有互聯網、沒有社交媒體的年代，伍晃榮用他的聲音，溫暖了無數香港家庭的晚餐時光。他讓我們明白，專業可以有溫度，嚴肅可以有幽默，新聞可以有人情味。

多年以來，他也用最專業的工作態度與精神，不僅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到最好，也間接提昇了整體的新聞報道水準。伍晃榮將職場上遇到不如意，用他自己的方式和態度，也就是「波係圓嘅」精神，完美地克服並且在扭轉了局面！

「波係圓嘅」，這四個字背後，是對生活不確定性的接納，對命運起伏的從容，對未來可能性的期待。比賽未到最後一刻，誰勝誰負還未知；人生未到終點，一切皆有可能。

如今，香港的體育新聞呈現方式已經完全不同，年輕一代或許不太熟悉伍晃榮這個名字。但正如伍家謙所說：「希望大家都會記得，香港曾經有一位很出色很出色的體育新聞報道員，於晚飯時間為我們帶來許多歡樂，他，叫伍晃榮。」

2024年，當舊灣仔郵政局重新掛上「識碳館」的招牌時，很少人會想到，這座百年建築見證的不只是香港人的環保覺醒，更是一條街道的身份危機。

這條街道叫皇后大道東，是香港開埠後第一條主要道路的東延部分。在日佔時期。1942年4月20日，日軍把皇后大道中改名為「中明治通」——這大概是香港街道史上最短命的名字，三年後就被廢除了。

想不到來到今天，又有建議把皇后大道中改名為「Wong Hau Road Central」，理由是英國皇室的名字在香港猶如「詛咒」，但很少人知道，「皇后大道」本身就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翻譯的錯誤

故事要從1841年說起。那年1月26日，英軍在西營盤附近登陸，首任港督砵典乍決定在這個只有5000人的小島上建設一座城市。他把這座城市命名為維多利亞城，並親自為連接四個城區的主幹道命名——Queen's Road。

按道理，這條路應該叫「女皇大道」，因為維多利亞是英國女皇，不是皇后。但負責翻譯的華人師爺卻把Queen譯成了「皇后」。也許他真的不知道Queen的雙重含義，也許他是故意的——誰知道呢？

港英政府在1890年曾經試圖糾正這個錯誤，發文澄清女皇和皇后的區別。但香港人已經叫了快50年的「皇后大道」，誰會改口呢？政府最後也只能將錯就錯，甚至有些自暴自棄，當他們後來修建Victoria Road時，乾脆直接音譯為「域多利道」，免得又被譯錯。

更滑稽的是，中環有條Queen Victoria Street，竟然被譯成「域多利皇后街」——連女皇的全名都變成皇后了！

金融中心的奠基

1865年3月3日，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在香港開業，總部設於皇后大道1號，門前車輛熙來攘往，可眺覽商船雲集的繁忙維港，成為中環心臟地帶的標誌性建築。

1869年，香港首座大會堂在皇后大道中落成，這幢兩層高的歐洲傳統柱廊及拱門式建築物，由政府撥地、市民集資興建，象徵著香港文化生活的歐式移植，一直運作至1947年才拆卸。

隨著皇后大道向東西兩邊延伸，分別命名為皇后大道東及皇后大道西，原本的皇后大道也相應地易名為「皇后大道中」，簡稱「大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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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雨變水塘

但繁榮背後隱藏著尴尬的現實——每逢下大雨，皇后大道中就會變成一個「游泳池」。想像一下，堂堂的金融中心，顧客要涉水才能進銀行，這場面有多狼狽。政府從1920年代開始想辦法，但真正的大工程要等到1950年。

那年，政府借著重鋪地下電纜的機會，對皇后大道中進行了大規模的車路加高工程。整整四個半月，其中三個半月完全封路——這在今天簡直不可想像。最終在1950年12月24日平安夜重開，算是給香港人一份聖誕禮物。

騎樓生活哲學

在皇后大道東186-190號，有三幢建於1930年代的騎樓式唐樓，現在是三級歷史建築。這些樓房有個很實用的設計——騎樓底，就是用柱子撐起來的長廊，覆蓋著行人路。

這個設計源自廣州，但在香港發揮了獨特的作用。香港的天氣變化莫測，上一秒還是大太陽，下一秒就下起驟雨。騎樓底成了行人的避風港，可以「遮陰擋雨」，給人一個「喘息片刻」的小空間。

位於188號地舖的大盛金舖經營了60多年，老闆看盡了灣仔的滄海桑田。他也許不知道，自己的店舖所在的這條街道，承載著如此複雜的歷史記憶。

作家的視覺

作家也斯在《電車的旅程》中，把皇后大道沿線描述成一道選擇題：「灣仔這邊有些舊樓。不是最舊的那種。你想看廟宇、蘇絲黃、人力車、酒吧或是大排檔的灣仔？這要看你拐右還是拐左。」

右邊是謝斐道和駱克道的紅燈區，左邊是莊士敦道和皇后大道東之間的民生區。同一個地方，不同的選擇，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香港。這也許正是皇后大道最迷人的地方——它包容了香港的多重面貌。

今天的皇后大道也許不再是香港的經濟中心，但它依然是香港文化記憶的中心，提醒我們香港之所以特別，正在於它能夠把各種看似矛盾的元素融合在一起：殖民的痕跡和本土的創新，傳統的建築和現代的功能。

昔日香港 takeaway：抹不去的歷史

有趣的是，支持改名的人說這些名字是「詛咒」，反對的人說這是「特色」。同樣的街道，同樣的歷史，不同的人看到的意義完全不同。

這不正是皇后大道180年來一直面對的問題嗎？從女皇到皇后的誤譯，從皇后大道到中明治通的強改，皇后大道的故事告訴我們，香港最珍貴的不是某一段特定的歷史，而是包容不同歷史的能力。

皇后大道的故事告訴我們，城市的真正價值不在於抹去過去，而在於如何理解和詮釋歷史，如何在傳承與變革之間找到平衡。正如那些在騎樓底躲雨的路人，歷史給我們的不是束縛，而是一個喘息思考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