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橫跨一個多世紀的傳奇人物，不僅是香港教育史上的開創者，更是一段近70年相伴歲月的見證者。隨著胡博士的離世，一個時代正式落下帷幕，但他與妻子鍾期榮共同譜寫的教育傳奇，將永遠成為香港的珍貴記憶。
回望胡鴻烈的一生，從1920年浙江紹興的書香世家，到成為香港首所私立大學的創辦人，他的故事就像一部跨越世紀的史詩。更難得的是，這部史詩還有一位女主角——鍾期榮，中國首位女法官，兩人攜手走過了人生的每一個重要時刻。
從外交官到大律師
胡鴻烈的名字取自《尚書》，寓意「鴻鵠將至，要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這個美好的願望，在他9歲才就學的艱苦童年中就已展現端倪。由於家境清貧，他自幼發奮讀書，連跳3個年級，兩年內完成小學6年課程，在浙江省3萬多名考生中名列前茅。
1942年，胡鴻烈從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在全國高等文官考試中取得外交組第一名的佳績。就在這個人生的高光時刻，他邂逅了全國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組第一名的鍾期榮。兩個同樣優秀的年輕人，在1945年11月12日於重慶成婚，開始了他們近70年的人生旅程。
1946年，胡鴻烈夫婦赴蘇聯開展外交官生涯，任駐塔什干總領事館隨習領事。然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們的外交官身份變得名存實亡。面對人生的重大轉折，夫婦二人決定到巴黎大學進修，1953年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後，於1955年來到香港開展大律師業務。
有趣的是，胡鴻烈為了保留中華民國國籍，放棄收入較高的事務律師資格，選擇考取訟務律師資格。這個看似「不明智」的選擇，卻體現了他對信念的堅持。執業期間，他處理過許多著名案件，包括震驚香港的歐陽炳強案。
跨越光譜的智慧
1965年，胡鴻烈透過直選成為市政局議員，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的政治立場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時代變遷展現出政治家的智慧。在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風波中，他批評當局的決定；在1967年六七暴動中，他支持對恐怖分子處以極刑；但到了70年代保釣運動時，他又親自為21名被捕學生辯護，全部獲得無罪釋放。
2011年，事隔40年後接受訪問時，胡鴻烈說這件事「比樹仁升格更引以為傲」，因為「如果我不幫那些學生，現在社會少了一批棟樑」。這種超越政治立場的專業操守和人文關懷，正是胡鴻烈人格魅力的體現。
1976年，他獲委任為香港立法局議員。1979年，胡鴻烈受邀到北京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30周年紀念，獲鄧小平接見，成為第一位踏足內地的立法局議員。1983年，他退職立法局議員，不再參與香港政治。
社會改革推手
除了政治參與，胡鴻烈夫婦在社會改革方面也貢獻良多。1957年，他們合撰《香港的婚姻與繼承法》，提出廢除妾制度，成為香港確立一夫一妻制的先聲。1968年，胡鴻烈聯同其他人士發起「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最終在1974年取得成功，迫使港英政府修改語文法例，將中文列為官方語文。
身為以小販事務委員會主席，他還利用「管街」權力，在旺角通菜街開設小販認可區，即今天的「女人街」。在當時經濟不景的情況下，讓低下階層當小販謀生，令經濟迅速得以復甦。他成功爭取港人身份證明（CI）有效期延至10年，恢復港人公民尊嚴。
35年的教育夢
1971年，胡鴻烈與鍾期榮眼見香港只有兩家大學，青年有志深造而失學者眾，決定耗盡積蓄創立樹仁學院。當時鍾期榮辭去浸會學院文學及社會科學院院長職位，胡鴻烈則說：「與其辦幼稚園，不如辦大學！」
創校初期極其艱苦，他們以70萬港元買下跑馬地成和道81號3層高的小洋房做校舍。當時政府不許民辦學校稱為大學，所以創校時名為「香港樹仁書院」。
1978年，政府建議樹仁學院改行「二二一」學制並提供財政資助，但鍾期榮認為將四年學習生活分割為互不關連的三年，恐會降低學術水平。她在一次演講中說：「唯樹仁仍維持四年，可以和海內外世界主流配合，時間充裕，學科全備，較易實現全人教育之目標。」因此婉拒香港政府的財政資助，堅持私人辦學。
1988年，政府要求改為三年制，結果「一分錢政府資助也得不到」。事實證明他們的堅持是正確的，近年政府終於決定全面推行大學四年制。
寶馬山上的億元投資
1978年，政府撥出寶馬山的土地作永久校舍，但地皮峭斜，工程艱鉅。胡鴻烈夫婦投放近一億元，在大斜坡上用了七年時間打下176條地樁，建成12層高的校舍。隨後，他們還興建了圖書館、文康大樓，研究與教學大樓。
校方規定，每年收生1,000人，不擴大規模。胡鴻烈的辦學理想是「以博雅教育弘揚中國文化」。別人疑惑香港有錢佬為何不捐一點經費給樹仁，他當然歡迎外來捐款，但很少人捐錢不講條件的。
86歲夫妻黃昏散步
2006年，胡鴻烈在報刊親自撰文《沖壺普洱：我們心願未了》，文中寫道：「我們年紀大了，兩個同樣86歲的老人家每天黃昏繞著樹仁校舍散步，我只有簡單想望：妻子能像以往一樣完全靠自己走路。」
五年前鍾期榮因為忙於學校事務中風入院，從不能吃飯、走路，校長慢慢地康復過來，現在可以吃普通食物，可以撐著枴杖在別人看護下走路。他們決定從麥當勞道寓所搬到樹仁宿舍居住，樹仁成了妻子的精神治療。
「她每天堅持辦公數小時，聽校務匯報、看報紙、看電視、散步兩次。我們睡得好，因為，我們心裏是快樂的。」胡鴻烈寫道。
「政府若能盡快公佈香港樹仁學院升格為大學當然是好事。若那天真的到來，我會叫太太鍾期榮校長穿起紅色旗袍，我穿黑色西裝、結紅色領呔，11月12日35周年校慶當日，在學校大禮堂與學生及校友一起唱校歌隆重慶祝，還要搞聚餐。」
2006年12月19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批准香港樹仁學院正名為「香港樹仁大學」，即日生效，樹仁大學成為香港首間私立大學。35年的心願終於達成。
最後的紅玫瑰
2014年3月，鍾期榮校長離世。在柴灣華人永遠墳場的葬禮上，94歲的胡鴻烈即使手腳震顫，仍堅持隨隊護送鍾上山。在親友攙扶下拾級登上愛妻墓地，凝視愛妻靈柩至最後一刻，送上最後一株紅玫瑰。「緊握紅玫瑰的左手禁不住震顫，右手緊緊抓著親友的手，雙眼凝視著愛妻靈柩」，這個畫面感動了在場所有人。
此後11年，胡鴻烈繼續領導樹仁大學發展。如今樹仁大學在QS 2025年亞洲大學排名中升至342位，連續五年成為香港私立大學之首。史丹佛大學2023年報告顯示，樹仁大學五名研究人員名列全球被引用最多的科學家首2%，反映該校研究在國際上得到認可。
胡鴻烈與鍾期榮的故事，不僅是一段跨越世紀的人生傳奇，更是香港教育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他們用一生詮釋了什麼叫「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也用35年的堅持證明了教育理想的力量。正如林本利曾在評論中所說：「鍾期榮及胡鴻烈二人對教育的全情投入和奉獻，結果得到政府及各界人士的認同。」
今天，當我們談論香港教育的多元化發展時，不能忘記這對夫婦的開創性貢獻。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真正的教育不在於規模的大小，而在於對理想的堅持和對學生的關愛。105歲的胡鴻烈安詳離世，但他和鍾期榮共同種下的教育種子，將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繼續生根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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